第一篇：研究生英语阅读教程课文翻译

第一课A 世界英语：是福是祸？

[1] 2000 年，语言学家、威尔士人格兰维尔· 普赖斯，在他编辑的《 英国与爱尔兰的语言》 中发表了如下的观点：

因为英语是个杀手。正是英语，导致坎伯兰语、康沃尔语、诺恩语和马恩语灭亡。在那些岛屿的部分地区，还有较大规模的群体讲比英语更古老的当地语言。但是，现在日常生活中，英语无处不在，人人― 或者说几乎人人― 都懂英语。英语威胁到那三种遗留的凯尔特语：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和威尔士语，„ „ 所以必须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这三种语言的未来„ „ 十分危险。（第141 页）在此几年前，1992 年，英国学者罗伯特· 菲利普森（他如今在丹麦工作）在牛津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在书中，他指出，主要的英语国家、世界范围内英语教学产业，尤其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实施的是语言扩张政策。他还把这种政策和他所称的“语言歧视”（这个情况类似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在菲利普森看来，以“白人”为主的英语世界中，起主导作用的机构和个人，或故意或无意，鼓励或者至少容忍英语大肆扩张，他们当然不反对英语的扩张。英语的扩张开始于大约三个世纪以前，最初表现形式是经济与殖民扩张。

[2]菲利普森本人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几年。和他一样，还有一些母语为英语的学者，也试图强调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危险。在过去儿十年里，人们从三个群体的角度，就英语的国际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第一个群体是ENL 国家，英语是母语（这个群体也叫“内部圈”)；第二个群体是ESL 国家，英语是第二语言（“外部圈”);第三个群体是EFL 国家，英语是外语（“扩展圈”）。20 世纪80 年代，这些词语开始流行。从那时起，这第三圈实际上己扩展到全球范围。

[3］从来没有像英语这样的语言，这既有利也有弊。曾经有许多“世界语言”, 例如：阿拉伯语、汉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语言比较好，经常以赞美、感激的语气谈论与它们相关的文化以及它们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我们这样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妥，因为那些语言现在都不构成严重威胁

[4］我们现在可以冷静地讨论古汉语对东亚或古拉丁语对西欧的影响。但是，我们与英语关系太紧密，无法同样冷静地分析、评价英语。在对英语的审判中，陪审团还没有露面，可能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做出裁决。但即使如此，值此欧洲语言年，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普赖斯和菲利普森就我此时使用的语言对我们提出的警告是否有道理。

[5］当然，不难发现有这种情形：人们也许咒骂英语。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澳大利亚常被看成是不折不扣的英语国家。到那里的第一批欧洲人经常使用拉丁语描述、谈论这个地方。“澳大利亚”这个词就是拉丁语。显然，当时没有人想到只称它为“南方土地”（这是“澳大利亚”的含义）。此外，在澳大利亚南部，有一大片土地叫“纳拉伯平原（Nullarb Plains)”。其中，第一个词听起来像土著语言，但Nullarb 是拉丁语，意思是“没有树木”。最重要的是，早期的定居者把这个大陆称为“terra nullius ”。1999 年Encarta world English Dictionary 是这样解释“terra nullius “ 这个拉丁词组的

„ „ 指这个想法和法律概念：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时，这片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可以随意定居。这种观点已被判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只是最近才这样判定的。欧洲人来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口稀少― 不过有人居住― 无论从哪个海岸到哪个海岸。当时部落和语言都有儿百种，其中许多语言现在已经灭亡了，而正在灭亡的更多。这些死亡的和正在死亡的语言，大都被多种混杂英语或者通用的澳大利亚英语所取代。取决于你的立场，这或者是令人哀伤的损失，或者是进步的代价。

[6］但是，同时有一个问题：土著语言的灭亡能完全归咎于英语吗？最早发现澳大利亚的欧洲人是荷兰人，他们的语言本可以成为殖民与定居中使用的语言。任何定居者的语言都可能有同样的作用。例如，如果蒙古人能维持他们幅员辽阔的欧亚帝国，蒙古语可能就会成为世界语言，传播到澳大利亚。再例如，如果历史有一些变化，那么今天世界语言可能是阿拉伯语。如今，阿拉伯语在西亚和北非是一种强大的语言，影响到许多其他较小的语言，包括科普特语和柏柏尔语。西班牙语对所谓“拉丁”美洲的土著语言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俄语从欧洲传到西伯利亚太平洋地区。如果英语是个祸害，是个杀手，那可能仅仅是因为任何大的语言都可能会影响、威胁到较小的语言。

[7］但许多人认为英语是有益的。我这里暂不讨论任何世界语言具有的明显优势，例如：交流网络庞大、文学与传媒体系发达、文化与教育机构强大。让我们看看与此不同的问题：政治、公平与平等。这里我用南非为例来说明。十年前，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为原则的统治。在南非语（这种语言来源于荷兰语）中，这种制度叫” apartheid ”。出现这种制度，是因为欧洲血统的南非人群体― 血统主要是荷兰的欧洲定居者― 认为自己优于他们建立殖民地的当地人。

[8］说英语的、英国裔的南非人不是非常积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黑人的反对力量中，成员使用多种语言，他们起初缺少力量与组织。但是，使这种反对力量增强、更有组织的语言是英语。对于他们来说，英语成为自由与团结的主要语言，而不是用司必来压迫的语言。今天，南非有11 种官方语言― 英语、南非语和9 种当地语言，包括祖鲁、恩德贝勒语和塞茨瓦纳语。但这9 种语言中，南非黑人使用（或准备使用）哪一种作为本国通用语言呢？除了母语之外，他们希望子女还能熟练讲、写哪种呢？答案是，哪一种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是英语，而且他们特别希望有与非洲相适宜的英语。

[9］所以，对于澳大利亚土著人来说，是个祸害，而对南非的土著人来说，却有一些好处„ „

[10]那么，在当今全球化而多样性受到威胁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英语？在我看来，答案似乎很清楚。与很多事物一样，英语有时是福、有时是祸― 对于个人、群体、国家甚至国家联盟，都是如此。东亚“阴”、“阳”的象征意义也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两者虽相反，但共存。就我们这里的问题来说，指的是在同一交流圈内。这种象征意义说明，使用世界通用语言的人应该努力尽可能用其利而避其弊。

第一课B 一大堆相矛盾的语言忌讳

[1] 2002 年初，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引起媒体轰动。当时，该州通过法律，禁止在官方场合使用“Oriental（东方的）”这个词语。而应该使用“Asian（亚洲的）”这个词。这个新法律只禁止用“Oriental（东方的）”指人。所以，有一个法律提到“少数民族”包括“orientals（东方人）“，这就要改成“AsianS（亚洲人）”;而另一法律提到“Oriental medicine（东方医学）”则不变。该法律的提案人是韩裔美国人、州参议员保罗· 申，他说这个法律通过的原因是，“ Oriental（东方的）”是“贬义词”, “令人厌恶”。[2] ” oriental ”来源于拉丁语的“。riens “，意思是“升起的太阳’，或“东方。因为亚洲位于欧洲以东，” oriental”就意为“亚洲的”。“The orient ”、“Far East ”和“ East Asia 了这三个名词词组，都是指亚洲大陆的东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东部通常不在东方和东亚所指的含义之内，尽管俄罗斯向东部延伸范围比其他任何欧亚大陆的国家都远。

[3]申先生和其他批评“Oriental ”这个词的人认为，这个词令亚洲人厌恶，因为它暗示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在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即华盛顿州所在位置，所谓的“Oriental（东方）”是在西面，不在东面。

[4］这个论点的问题是：有许多被广泛接受的地理词汇来源于这类过时的世界观。我的家乡是威斯康星州，那里属于被称为“中西部”的地区。但我住在美国东部地区。出现这个词语，是因为人们是自东向西定居美国的。对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从大西洋海岸开始定居的人，任何在阿帕拉契亚山以西的东西都被看成是“西部”。

[5］不久以前，欧洲人和美国人还愿意使用“Near East（近东）”这个词来指从埃及到伊朗的这片区域。近儿十年来，” Middle East（中东）”己经取而代之。这两个词语和“Far East（远东）”或“orient（东方）”一样，只有把欧洲作为参照物时才有意义。[6］在这方面，其他语言和英语一样糟糕。阿拉伯世界以西奈半岛为界，把自己分成Mashrib（西方）和Mashriq（东方）两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古代世界分成亚洲和欧洲两个部分，这可能是希腊人从胖利基人（今天黎巴嫩人的祖先）那里借用来的。其实，“欧洲”和阿拉伯的“Mashrib ”很可能来源于闪米特族的同一个词根，意思是“太阳落下”。中国满不在乎地自称是“中央之国”，对于这样的文明，我们能说什么呢？ [7]在这样的语言问题上要求精确，这或许有些过分。无论认为“Oriental（东方人）”一词令人厌恶，这是否有道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词己经渐渐不被用来指亚洲人或亚裔美国人了。在今天的英语中，用“Oriental（东方人）”一词来指人时，往好了说，听起来过时，往坏了说，则有贬义。

[8］然而，虽然说一个人是“东方人”也许不再妥当，但该词在指物的很多短语中仍是标准用法。例如，“东方地毯”指通常从土耳其或中亚进口的地毯，它们的价格极贵（通常是数千美元），受到青睐。[9］英语中还有许多其他显然具有矛盾倾向的、与种族相关的词。“中国城(Chinatown)”意思是中国移民居住的地区，是个恰当的词语。但是，用Chinaman 指中国人，这在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可就令人厌恶，尽管该词是从“中国人”一词直接翻译来的。而“Frenchman “，意思是法国人，则完全是个中性的词语。

[10]美国佬在说到亚洲人时必须采取的小心态度，与说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后裔的美国人时所需要的精心考虑相比，那算不了什么，因为说到后者时就像走过地雷阵。“Colored Person（有色人）”一词现在令人厌恶，然而在美国国内战争(1861 一1865）之后一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却被认为是个文明的词语。而另一方面，” person of Col。：（有色人）“，指任何非欧洲种族的人，却是可以接受的词语，而且在某些意识形态的圈子内，是一个受欢迎的词语。用来指美国黑人的“Negr。”（西班牙语“黑”的意思），在20 世纪60 年代让位于“black（黑人）”或者“Black , ,，但到了80 年代又被“Afro 一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所取代，到了90 年代又让位于" African 一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或者“African American ”。

[11]人们可以说“黑人”和“白人”，但若有人建议说“红人”（美洲印第安人― 顺便说一下，他们是加拿大的“第一民族”）或者“黄人”（亚洲人），这可不好。“Reds（红人）”只是用于政治问题，但“Browns（棕人）”有时却用来指祖先是印第安人或是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混血的拉美人。

[12]我们怎么看待这一大堆相矛盾的语言忌讳呢？可从中了解两点：首先，母语不是英语的人用英语谈论民族和种族时必须谨慎，因为在这一领域，英语充满着陷阱。第二，与其他种族相关的、冒犯性的词汇数量多，说明美国从来没有完全心甘情司孙愿地接受多种族社会的状况。语言反映了文化，美国英语中贬义的、与种族有关的词汇数量很大，表明美国仍然存在着民族、种族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课A 婚姻的变迁

[l]确实，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在现代历史上对传统婚姻进行重新定义的人。20 世纪60 年代公社式的“群婚”以及70 年代个性化的“开放式婚姻”对男女之间以一纸无协商余地的契约而结合的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无论作为法定婚姻的前奏还是其替代品，同居现象的频繁出现都进一步弱化了婚姻区别于其他结合形式的独立特征。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打破传统的结合方式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亚当一夏娃模式的异性恋基础之上的。然而，对于传统婚姻最新和最激进的挑战却摒弃了这一宗教模式。同性婚姻：行动与反应

[2]美国的同性恋者受到20 世纪60 年代为黑人和妇女争取到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行动主义思潮的激发。他们认为，将结婚证书只授给异性夫妇的做法是对他们的歧视，他们动员起来以消除这种歧视。正如法律教授小威廉· N · 埃斯科利奇在他的《 同性婚姻案例》（自由出版社，1996）所写的那样：“婚姻是国家给予其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部分原因是，按照州和联邦法律规定，己婚者会得到数十项相关权利、利益和责任。”这些权利、利益和责任与父母身份、财产所有权、监护权以及继承权有关。

[3]然而，在美国之外许多为同性婚姻争取合法地位的努力取得了更多的成功。2001 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同性恋伴侣举办世俗婚礼的国家。2003 年，比利时也效法这一举措。2002 年和2003 年加拿大3 个省的法院规定否认同性婚姻违反了《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异种间婚姻

[4]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可能会导致人类到其他行星殖民以及人类与外星人建立性关系。有报告说曾发生过外星人为了做繁衍后代实验而绑架地球人的事件，但不论这些报道是否只是人们的幻想，地球人探索宇宙寻找外星人却是事实。不管外星人是否存在，或者探索者们是否与他们相遇并结为配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如果有，这种婚姻在什么情况下合法，又将产生何种生物和社会影响，也未可知。[5]然而，异种间婚姻在我们地球上己经存在― 不是为了性和生殖的目的，而是为了类似于历史上促成人类结为夫妇的真正的情感需要。

[6]据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证据是，有人为宠物修建墓地，埋藏他们忠实的、亲爱的宠物的遗骨，这些宠物就和人的亲友们一样获得尊严和敬意。为宠物主人发证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的一项职能，许多宠物店在授予未来申请人收养权之前，仔细甄别他们的收养目的和品格。此外，许多宠物还在它们的男主人或女主人遗嘱上成为受益者。

[7]有人或许要问了，为什么一个人不应选择写下正式的书面誓约以声明他／她对宠物的依恋呢了这种誓约中人要承诺关爱和尊重他／她的动物伴侣。尽管忠实于主人的宠物不能用言语表达愿意结成这种关系，但它们的誓言可以从见证宠物与主人间关爱和亲密联系的旁观者那里获得。

[8]提出异种间婚姻的可能性并非贬低人类伴侣的结婚欲望，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伴侣。它实际上意味着只要双方因明确的关爱之情和一生不渝的忠诚而休戚相关，那么婚姻作为从社会角度和心理角度被认可的关系就不一定仅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人类与无生命物体间婚姻 [9]如果从婚姻定义中去掉性的成分，那么人类与无生命物体间的婚姻从理论上说就是可能的。

[10]美国社会的批评者常常说美国人如何跟他们的财物“结婚”了。为什么不能以举行仪式的方式使这种关系在法律上生效了 [11]许多男人深爱自己的小汽车，尤其是老式的，为保养小汽车他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那为何就不能既授予司机驾车的权利又发证认可他对忠实服务于他的车的承诺呢了这种关系遇到无法修复的机械故障（等同于丧偶）或者卖掉车（等同于离婚）时便告终结。[12]此外，许多人跟他／她的电脑结成亲密关系，长时间与电脑贴身相伴，常常排斥与他人接触。尽管电脑不能表达它与它的主人结成“一夫一妻”的愿望，但它能确认密码，保守它与操作者共享的秘密，以及它的即刻服从都标志着忠诚与顺从。婚姻必需吗了

[13]自然而然地，有些人会以为自己跟物质财产间举行婚礼不可能而且没必要。毕竟，这种结合不会给无生命物体带来多少法律收益。无论它能给我们增加任何收益，我们都己经拥有了这些物质财产。[14]实际上，有朝一日，婚姻原本的概念也可能会成为失落的世界中语义学上的一个古董而已。

第四课B 格兰特与李的对比研究

[1] 1865 年4 月9 日，尤利塞斯· S · 格兰特与罗伯特· E · 李在阿波马托克斯县一座普通宅第的客厅会面。他们在这里就李将军统帅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投降事宜进行谈判。至此，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南北战争结束，一个崭新而伟大的篇章开始了。[2]李向格兰特投降意味着内战的结束。当然，南部邦联的其他部队还没有投降，邦联的流亡政府尽管己失去主要力量，也还会做最后儿天绝望而徒劳的挣扎。然而，就在格兰特和李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战争实际己经结束。两人拟定投降书条款的小房间成为记录美国历史上最强烈、最瞩目的人物对比地点。

[3]两位将军彼此差异巨大，但都是强有力的人物，分别代表了两股利益冲突的力量。这两股势力最终通过格兰特和李发生了冲撞。

[4]罗伯特· E · 李赞成贵族统治的理念，并相信这古老的理念能够延续下去，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思想。[5]李来自弗吉尼亚东部的名门望族。他的家庭背景、文化和传统是骑士时代的传奇与神话在新大陆的翻版。他体现了从骑士时代和英国乡绅那里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美国是一个年轻国家，一切重新开始，人们满腔热情地信奉一种相当模糊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李却相信社会结构中明确的不平等对人类社会是有益的。这个社会应存在着拥有土地的乡绅，组成有闲阶级；反过来，社会本身也应把土地作为财富和权势的主要来源。根据这一理念，这会造就对社会极负责任感的有闲阶级，他们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而是担负起庄严的责任，这责任是因他们的特权而放在他们肩头的。来自这个阶层的人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他们怀有高尚的价值观念，如思想、领导能力、个人品行等等，他们以此为国家服务，使之获取力量与美德。

[6]由于李的身上体现了这一贵族理想中最高尚的成分，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通过他证明了自己。内战4 年间，南方各州为维护自己的理想打了一场绝望的战争，而这些理想也正是李将军怀有的。最后，南部邦联似乎就是为了李而战；李本人似乎就是南部邦联的化身― 贵族阶级推崇的生活方式的最佳体现。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前他己经逐渐成为一个神话。他摩下的儿万名南军士兵疲惫不堪，饥寒交迫，早己失去战争初期的那种朴素热情，然而他们把李视为心中理想的化身，为了捍卫理想他们甘愿赴汤蹈火。不过，他们无法将内心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如果说这个注定要失败的、由于无数英雄行为和重大牺牲而神圣化了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理由就是李将军。[7 ]格兰特是西部边疆一个制革工的儿子，与李毫无相似之处。他在贫困中奋斗向上，总是坚强、刚毅，从不敬畏任何人，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这种人从不回头关注过去，而是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未来。

[8]西部边疆的人与东部的贵族完全相反。人们被开拓新边疆的大潮裹挟着越过阿勒格尼山，进入广裹的西部。他们内心对于陷入常规的过去深感不满。他们拥护民主，这并不是出于对于人类社会应当正常有序的推论，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而且懂得它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的社会里或许也存在特权，不过这些特权是拥有者通过努力自己争取到的。对于他们来讲，形式和典范毫无意义。出身只是一个证明个人能力的机会，没有人生来就享有财富和特权。生活就是竞争。[9 ]然而，西部人同时还具有对国家大社会的归属感。他知道不管经营农场、商店还是从事贸易，只有社会繁荣了个人才能兴旺发达，这个社会就是整个国家― 西濒太平洋东临大西洋，北邻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如果国家和平稳定，城镇、水陆交通、方便的市场一应俱全，他的生活水平就能得到改善。在他眼里，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疆土拓展了，他的事业也随之开阔。换句话说，国家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与他个人的经济收入休戚相关。[10]格兰特与李对比最鲜明之处也许就在这里。弗吉尼亚的贵族不可避免地忠于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州。他所处的社会是稳定静止的，人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变革。出自本能，他首先忠于自己家乡的社会。他会竭尽所能维护它，因为在维护它的过程就是维护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11]另一方面，西部人也以同样的顽强精神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生活依靠国家的壮大、发展以及不断开拓的疆土。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关头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企图分裂国家就是企图分裂他脚下的土地，他会倾其所有与之战斗。[12 ]格兰特与李代表了美国生活中截然相反的两类人。格兰特代表了现代化，在他身后即将来临的是钢铁和机械的伟大时代，是拥挤的城市，是勃勃生机与活力。而李则像是从骑士时代策马而来，手持长矛，丝质的旗帜在头顶猎猎飘扬。格兰特与李都是捍卫各自事业的最完美斗士，他们从各自的部下那里汲取了力量，同时也吸收了弱点。

[13]然而他们毕竟不是完全的反差。尽管出身、个性、抱负不同，这两位伟大的战士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他们都是杰出的战士，而且他们的作战特点都很相似。

[14]首先，他们两人都十分坚韧顽强。尽管格兰特心情极度沮丧，军事上又遇到很大挫折，他还是坚持沿密西西比河谷进攻。尽管大势己去，毫无希望，李仍坚守在彼得斯堡的战壕里。两人都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们是天生的斗士，只要还能站立，还能举起双拳，他们就绝不放弃。[15]他们共有的另一特点是既敢于冒险又足智多谋。他们的思维永远走在对手前面。李因此赢得了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辉煌胜利，而格兰特赢得了维克斯堡之战的胜利。

[16] 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都能迅速由战时状态转为和平状态。由于两人在阿波马托克斯会面时相互尊重，英雄相惜，才有可能出现南北双方平静的和解。它的意义在后来许多年间并未被人们所认识，但确实有助于使一度分裂的两部分重新成为一个国家。毕竟，经过一场如此残酷的战争后，国家再度联合的希望非常渺茫。在阿波马托克斯县麦克林恩府的短暂会面是两人一生中司多表现最精彩的片断。他们的君子行为使后代受益无穷。格兰特与李，两位伟大的美国人，表面上截然不同，但本质上非常相像。他们在阿波马托克斯的会面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第五课A 科学与技术

[l]乐观与强盛到世纪末时，人类的发明和认识似乎没有止境。从物质的基本构成单位到一切生命体的遗传密码，从宇宙的起源，也许到宇宙的最终完结，人们对科学的认识逐日扩大。20 世纪90 年代的技术进步似乎带来了一场其意义堪与200 年以前的工业革命相媲美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革命，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由技术相互连接，数字化的信息、商业以及通讯都在弹指一挥间。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新“数字化时代”并不包括每一个人，许多人面临着被抛弃的威胁，包括老年人和无力使用新技术的人。不过，到了1999 年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接通”了这一全新的数字化社会，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技术进步正在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十年里，乐观情绪是人民生活的主色调。科技的新发展似乎向人们承诺提供从消除有毒废料到食品采买一系列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遗传科技人员培养出了能够吞食工业残渣的微生物，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了能够觉察箱内牛奶告罄并可上网定购的电冰箱。过去人们认为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必定是高度集权的，有老大哥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这种恐惧减轻了。相反，随着强调分散化、平等和公开资源共享的互联网及万维网的出现，许多人发现能够更多地接触各类信息，这增强了他们的个人自由及权力感。[2]伦理道德与自然知识爆炸引起公众对这些新发现、新技术会将社会引向何处的忧虑。1997 年克隆动物的成功表明了克隆人也己不成问题，人们担心人类可能会朝着一个由基因制造的人组成的“美丽新世界”方向发展（这己不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了）。1990 年启动的旨在破译人类整个基因组成的人类基因组工程为消灭基因疾病带来了希望，但也令人恐惧地要开辟一条“定做婴儿”之路，这些婴儿的基因可以根据其父母的愿望加以调整。尽管许多人争辩说，儿百年来，为了改善人类生活，动植物培育者一直在遗传学领域忙活，但另外一些人指出，遗传技术的新成果使得研究者得以越过大自然设定的界限，把人的基因移植到动物身上，使它们变成药厂；让植物能生产塑料并在黑暗中发光；甚至想办法制造出“绝命”种子，使其丧失繁殖能力，以保证种子厂家的滚滚财源。由于环境和机体都有可能被这种技术所改变，于是什么是“天然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认真的思考。然而，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克隆人以及按需定做婴儿的基因组成感到僧恶，但又普遍支持有助于确定并治疗遗传疾病或使食物来源更卫生更丰盛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的遗传研究。

[3 ]隐私随着20 世纪90 年代许多科技的发展，隐私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关注点。互联网是资源共享方面令人惊异的新工具，可它也是获取本应保密的国家机密、军事机密、商业软件（指非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源代码甚至邻居的社会保险号码的强有力的工具。公司和个人同样担忧电脑黑客“闯入”设有保护的电脑系统，删除或盗窃重要数据，从而使私人信息遭到破坏。存心不良的人编写的电脑病毒，即可自行复制的编码，可通过电子邮件或网络潜入个人电脑系统大肆破坏存储在那里的数据。在互联网上保护个人私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人担心政府方面试图插手只能会阻碍互联网的发展。而当有关团体组织以“保护儿童”的名义游说政府禁止网上出现色情及其他令人不安的东西时，也引起了同样的忧虑。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小孩不应接触这些内容，但企图规范个人网页和新闻组内容的努力还是同互联网应是公开、非集权的大众媒体的理念发生了冲突。在大众媒体领域里，即使最荒唐、最令人讨厌的东西也应能找到发表之地。有些公司监视员工使用互联网和收发电子邮件，使工作场所中数字监控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4]遗传学与隐私遗传学的发展也威胁到了个人隐私。人类基因组项目定于21 世纪初完成，许多私人公司竞相获取遗传发现的专利，于是不少人担心科学家彻底掌握了人类遗传密码之后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虽然遗传疾病有可能被发现，也许还会治好，但有人也许会利用这个信息去歧视那些易患某种基因疾病的易感人群，或根据基因数据歧视某些群体。科学家会拥有人类基因密码专利，这点也令许多人惴惴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人的生命会变成一种专享资源。

[5]大科学和小科学美国国家宇航局仍然做着举世惊叹的事情，他们把哈勃望远镜送入轨道来获取人类从未见过的宇宙深处的图像，并传送回地球。这些图像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宇宙起源的线索。90 年代，宇航局的科学家从一块火星的陨石中发现了可能会证明细菌存活的证据，并发现遥远的行星上可能有水。人们在继续寻找外星生命。宇航局发送宇宙探测器登陆火星，将美国航天英雄小约翰· 赫谢尔· 格伦再次送入太空研究衰老问题，还计划同其他国家的研究组织共同建立一个国际太空站。但是一些批评人士提出质疑说，把花在太空上的钱用来资助地球上的新发现是不是更好呢？似乎地球上正进行着这么多有趣的新项目，太空研究不再那么必要了。最令人心仪的新领域是纳米技术，这项研究是力图在分子水平上操纵物质，用原子建立新的构件以用于微型制造业、药物体内释放系统及微型计算机等。新发现的碳元素家族成员富勒烯使得纳米技术的研究人员有了新的研究材料。这一科学领域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期仍处在实验阶段，但科技人员及政府官员己经看到了这门微科学的巨大潜力。

第五课B 我们应该改进我们的基因组吗？

既然我们已经解读了人类基因组，我们为什么不去改进它呢了这个问题目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但很可能会成为所有生物伦理学问题中最难司多解决的问题。生物学家们已经常规地采用目前人类还无法接受的可使遗传发生变化的方法改变老鼠的基因，但总有一天基因工程技术人员们会找到如何把基因补丁安全地应用到人类生物软件上的方法。

每个人都想拥有健康、美丽和聪明的孩子。但人们在所有这些特质上差异很大，这取决于他们父母的基因，以及受孕时每个孩子从其父母各自的基因库中完全凭运气分配到的一半。人群中大多数的人类基因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些非常优秀，值得拥有；一些很一般；还有一些则纯粹有害。

冰岛“解读遗传学”公司本月（指2003 年n 月，下同― 译者）发现了一种叫做BMP 一2 的基因的三种具有相当共性的类型，其中每一种类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拥有者患骨质疏松症和脆骨症的风险。

假定有可能除去BMP 一2 和人类胚胎中所有其他人类基因中的任何不良类型，并代之以对健康没有任何风险的优良类型。这样做难道不对吗了选择这样做的父母们知道，他们已经让自己孩子的一生有了尽可能好的开端。无论手术费用是多么的昂贵，但假如它能省下一生的医药费，从长远看还是便宜的，所以所有人都能付得起这笔费用。人生中最严重的不公平― 遗传天赋的差别― 将从出生时就得以消除。

格雷戈里· 斯托克博士最近在《 重新设计人类》 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人们会把性主要视为一种娱乐，把怀孕视为在实验室里做得最好的事。”父母们会开始相信“怀孕前如不进行基因测试就是鲁莽和无知”。

然而，反对改变人类遗传基因的观点也有非常有力的理由。实际上，许多基因都有不止一种的效应，而更换不良的基因类型可能导致无法预知的并发症。比如，换上去的新基因可能与一个人的其他基因相互作用产生坏的结果。但如果消除致病基因变种的尝试获得成功，到时候可能就会难以阻止那些想以同样方法提高其后代的体力或智力的父母。

改进有缺陷的人类基因物质固然很好，但超人和普通人之间的过渡可能会导致令人尴尬的局面。社会压力会随之出现，尤其是在技术不能迅速而且顺利地推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通过强化基因来追求智商了改变塑造人类行为的基因不应轻率而为。人类是进化过程中无数灾难性试验的唯一幸存者，其本性是许多相互矛盾的特性的微妙组合。有什么理由值得我们去冒险干预如此精美的造化天成？难道我们就不能为自然所赋予我们的现状而感到快乐吗2（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关于提高人体自然能力所带来的危险的报告中写道：“人类的躯体和心智既高度复杂又精细地平衡，是千万年渐进而艰难地进化的结果，任何考虑欠周的‘改进’尝试儿乎肯定会带来风险。”作为进化的产物，人们若挑战进化的智慧也许显得莽撞。但进化当然并不存在智慧。它是一个在不断出错的基础上偶然产生幸运机缘的盲目过程。

通过淘汰不良基因的不幸拥有者，进化使动物一直保持健康，充满活力，直到其进入繁殖期。对那些养育后代的物种，这个阶段还要再长一些。但进化对在生命早期就起作用的优良基因的严格偏爱与其筛选在生殖年龄过后起作用的不良基因时所存在的缺陷形成对比。由于这个缺陷，进化未能淘汰造成脆骨症的BMP 一2 基因变种，以及人类基因组中在生命后期才起作用的许多其他基因中的不良类型。这是导致我们衰老和死亡的真正原因。

如果进化在某个年龄段后不能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助呢2 每一个人难道不应享有在我们共有的基因遗传中拥有最佳的基因类型的权利吗了或者至少在一出生时就免受那些较差基因的困扰了然而，如果我们减少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我们就要冒将整个人类变成一个巨大克隆体的风险，导致索然无味的千人一面，从而丧失应对环境变化所必需的多样性。追求完美如走到极端，就一定会导致灭绝。

第二篇：研究生英语精读教程 课文翻译

一、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改变想法——从悲观变为乐观——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1]你看酒杯是半杯有酒而不是半杯空着的吗？你的眼睛是盯着炸面圈，而不是它中间的孔吗 ?当研究者们仔细观察积极思维的作用时，这些陈词滥调突然间都成了科学问题。

[2]迅速增多的大量研究工作——迄今已有 104个研究项目，涉及大约 15 000人——证明乐观的态度可以使你更快乐、更健康、更成功。与此相反，悲观则导致无望、疾病以及失败它与沮丧、孤独、令人苦恼的腼腆密切相关。休斯敦莱 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雷格 · A·安德森说：“如果我们能够教会人们更积极地思考，那就如同为他们注射了预防这些心理疾病的疫苗。”

[3] “你的能力固然重要,”匹兹堡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 F·沙伊尔说，“但你成功的信念影响到你是否真能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乐观者和悲观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挑战和失望。

[4]以你的工作为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 · E·P·塞利格曼与同事彼得 ·舒尔曼在一项重要研究中对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工龄较长的推销员中，积极思考者比消极思考者要多推销 37%的保险额。在新雇用的推销员中，乐观主义者则多销了 20%。

[5]公司受到了触动，便雇用了 100名虽未通过标准化行业测试但在态度乐观一项得分很高的人。这些本来可能根本不会被雇用的人售出的保险额高出一般的推销员 10%。

[6]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据塞利格曼说，乐观主义者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的“解释方式”。出了问题之后，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自责。他说：“我不善于做这种事，我总是失败。”乐观主义者则寻找漏洞，他责怪天气，抱怨电话线路，甚至怪罪别人。他认为，是那个客户当时情绪不好。当一切顺利时，乐观主义者居功自傲而悲观主义者只把成功视为侥幸。[7]克雷格·安德森让一组学生给陌生人打电话，请他们为红十字会献血。当他们的第一、二个电话未能得到对方同意时，悲观者说：“我干不了这事。乐观主义者则对自己说：“我需要试试另一种方法。”

[8]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是一种本身会成为事实的预言。安德森说： 如果人们感到没有希望，他们就不会费事去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9]据安德森看来，有无控制感是成功的试金石。乐观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事情不顺利，他立刻做出反应，寻找解决办法，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并且主动寻求指点。悲观者则感到自己只能由命运摆布，行动拖拉。既然认为毫无办法，他便不去寻求指点。

[10]乐观主义者也许认为自己比事实能够证明的要强——有时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充满生机。匹兹堡肿瘤研究所的桑德拉·利维博士对患晚期乳腺癌的妇女进行了研究。对那些通常持乐观态度的妇女来说，两次发病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这是生存下去的最好预兆。在一次对早期乳腺癌妇女的初步研究中，利维博士发现这一疾病在悲观病人身上复发更早。

[11]乐观态度不会使不治之症痊愈，却有可能预防疾病。在一项长期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观察了一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健康史。所有这些人都是班上的学生，并且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之中有的是积极思考者，有的是消极思考者。20年后，悲观者中患有中年常见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人数要比乐观者多。

[12]许多研究显示，悲观者的无助感会损害人体的自然防御体系，即免疫系统。密执安大学的克里斯托弗 ·彼德森博士发现悲观主义者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他消极被动，无法避开生活中的打击，无论做什么都会担心身体不好或其他灾难将临。他大嚼不利于健康的垃圾食品，逃避体育锻炼，不听医生的劝告，还总是要再贪一杯。

[13]在多数人身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兼而有之，但总是更倾向于其中之一。塞利格曼说，这是一种早在 “母亲膝下 ”就开始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自千万次警告或鼓励，消极的或积极的话语。过多的 “不许 ”及危险警告会使一个孩子感到无能、恐惧以及悲观。

[14]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体会到许多小小的成就感，如学会系鞋带等。家长可以促使这类成功转变为控制感，从而培养出乐观主义。

[15]悲观是一种很难克服的习惯，但并非不能克服。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中，伊利诺伊大学的卡罗尔 ·德韦克博士对小学低年级儿童做了一些工作。她帮助那些屡屡出错的学生改变对失败原因的解释——从 “我准是很笨 ” 变成 “我学习还不够努力 ”——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

[16]匹兹堡的利维博士想知道把病人变成乐观主义者是否会延长他们的生命。在一次试验性研究中，两组结肠癌病人受到同样方式的治疗，但其中一些人还得到了鼓励乐观态度的心理帮助。试验结果表明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在计划实施一项重大研究，以确定这一心理变化是否会改变病情的发展。

[17]因此，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完全有理由乐观起来。你能改变自己。以下就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夫 ·霍朗指出的方法： [18]

一、当坏事发生时，仔细留意自己的想法，把你最初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一字不改。

[19]

二、然后，来做一个试验。做一件同任何消极反应相反的事。比如说，你工作中出了问题。你是这么想的吗：我讨厌我的工作，可我再也不会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这时你应该采取行动，就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样：向外寄发个人简历、去参加面试、看看有没有培训项目并寻找工作门路。

[20]

三、继续关注事情的发展。你最初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霍朗说： “如果你的想法使你裹足不前，那就改变这些想法。这是一种试错法，不能确保成功，但应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21]积极的思维导致积极的行动以及积极的反应.有证据表明,你对世界抱有什么样的希望,你就很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二、癌症和化学物质——我们走得太远了吗？

[1]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召集本州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开会，开始执行第 65号提案，即州饮水安全和有毒物执行法案。这一新法令禁止各工业部门向水源中排放被怀疑致癌或引起先天缺陷的化学物质。有些人宣称，新法律还要求在一切可能致癌的物品上贴上警告标签。

[2]原来预计，开会那天全是些玄妙的科学和难懂的术语，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布鲁斯·爱姆兹却计划使会议开得更有生气。

[3] 当爱姆兹走入会议室时，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形象：金丝边双光眼镜、皱巴巴的西服、蓬乱的头发，而菜色的面庞显示，他总是在实验室 而很少享受加州的阳光。当某人振振有词地大谈致癌机理时，爱姆兹开始打断他，谈起自己的观点。

[4] “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致癌物，”爱姆兹宣称。“啤酒中有十亿分之七百的甲醛和百分之五的乙醇，比水中的任何物质都要危险 1 000倍。如果你呼出的气息中有啤酒味，那是否意味着你必须向你周围 10英尺以内的所有人发出警告 ?”

[5] 在大肆宣传最新癌症恐怖的时代里，爱姆兹带来了不同的信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含量一般来说都很低。与天然致癌物含量相比其危险微乎其微。

[6]爱姆兹不是个冒充内行的人。他 59岁，是全国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致癌问题的权威之一。他的简历中尽是各种荣誉，包括通用汽车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查尔斯·莫特奖(这是癌症研究中最富声誉的嘉奖之一)。他还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甚至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爱姆兹试验是一项突出的成就。这种试验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简单廉价的操作方法，它有助于检测一种物质是否能引起癌症。

[7]但是爱姆兹藐视一切貌似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他投身于环境保护运动，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称为 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运动。例如，1987年 4月，他和两位同事雷纳·玛格和洛伊丝·斯沃斯德·戈尔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列举了各种各样可能引起癌症的危险。以将近1 000 种化学物质做的动物试验所得到的数据表明，每日所消耗的普通花生酱三明治中含有的微量黄曲霉素(花生中天然存在的一种霉菌致癌物)比我们每日从食物中摄取 DDT的危险大 100倍。一杯硅谷最受污染的井水比一杯葡萄酒或啤酒致癌的危险要小 1 000倍。他并不是建议人们停止消费花生酱、葡萄酒和啤酒。他所说的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危险比起日常天然物的致癌危险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不清楚它们中有 多少有真正的危险。这两种危险都转移了人们对于诸如烟草之类的巨大危险的注意力。

[8] 爱姆兹的癌症研究是 25年前因为一袋炸薯条而开始的。当时他在马里兰全国健康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看到袋上列出的成分时，他觉得还没有人知道每种化学物质对人的基因有什么影响，要了解这些是不容易的。

[9] 那时，科学家为了测试致癌性，不得不在老鼠身上做耗时费钱的实验室试验。细菌对引起突变的物质很敏感，而致癌物很可能就是引起突变的物质。爱姆兹凭借这些知识，研究出了一种利用细菌检测致癌性的试验。爱姆兹试验被公认是一项主要的科学成果。现在在世界上已被广泛应用。

[10] 1974年的一天，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爱姆兹建议一些学生对各种各样 家用产品进行测试。使他惊异的是，像用于儿童睡衣中的一种阻燃剂一样，许多普通染发剂经测试都呈阳性。当爱姆兹的测试结果导致对某些化学品实行新的规定和禁令时，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环保界的英雄。

[11]随后 10年间，公众对致癌物越来越关注。爱姆兹说： “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同样也被检测为致癌物或致突变物而呈阳性的天然物数量太多了：果汁、芥菜、芹菜、欧芹等。实际上，在爱姆兹所测试的大约一半的天然和人造化学物中，当给老鼠大剂量时，都证明有潜在的致癌作用。

[12]起初，爱姆兹断定他的试验有问题。他的试验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在于他像普通人一样天真地认为只有人造化学物质是危险的。他现在要问： “为什么要推断天然就是无害的呢 ?”

[13]支持加州 65号提案的运动使爱姆兹确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这一点。“当人们说某些先天缺陷是由水中十亿分之一的某物质引起时，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他说，“那是拿人们的害怕心理开玩笑。你总能在水中找到十亿分之一的某种物质。” [14]在加州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爱姆兹举出了一个例子：由于用氯消毒，自来水含有致癌物氯仿大约十亿分之八十三。咖啡含有两种天然致癌物，每一种都是大约十亿分之四千，而由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人血平均含有甲醛十亿分之三千。[15]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爱姆兹是化学工业的代言人。情况却并非如此。

他不为化学公司、药品公司、食品公司或法律事务所提供咨询。他没有接受来自 商界的任何好处。

[16]环境保护论者反对爱姆兹的观点。他们说，我们有义务在总量上使人们尽可能少地接触致癌物。“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要进行选择。”峰峦俱乐部的卡尔·波普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在饮用水中的 TCE(一种可疑的致癌溶剂)和 有关吸烟的公共教育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可能他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非去选择不可。”

[17] 爱姆兹的回答是： “你不想让每家化学公司从后门倒掉自己的垃圾，但是你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代价就是水里会有十亿分之几的化学物质。你能除去它，但花费巨大。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查微不足道的东西上，你就会看不到重要的危险。”

三、鼠 与 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1] 密执安大学的 N.R.F.麦耶教授几年前做过一系列可以诱导鼠产生 “神经官能症 ”的实验。首先训练鼠由平台边缘跳向两个门中的一个。如果鼠向右跳，右门是碰不开的，那么鼠就撞了鼻子并掉进网里；如果鼠向左跳，左门就打开，鼠就会找到一碟食物。在鼠已很熟悉这一反应时，就改变情况：把食物放在另外一扇门后，这样鼠要想得到犒赏就不能向左跳，而要向右跳了。(实验者也可采用其他变化形式，比如用不同的方式标记两个门。)如果鼠弄不懂新规则，它每次跳时决不知是会得到食物还是会撞鼻子。最终它就会放弃，拒绝再跳。到这一 步，麦耶博士说：“许多鼠宁愿挨饿也不再做选择。”

[2] 第二步，对鼠施加强大气流或电击，赶它，强迫它做出选择。“处于不能解决的难题之中而被迫做出反应的动物，”麦耶博士说，“最后总是落到一个特定的反应上(比如只 向左跳)，不顾结果如何都总是做出这一反应„„这种条4件下所做出的反应便固定不变了„„一旦出现了这种固态，动物就没有能力学会适应性的反应了。”一旦向左跳的反应被固定下来时，可以让右门开着，使食物 呈现在眼前。可是鼠被驱赶时却仍旧向左跳，并且每次都愈来愈惶恐不安。实验者继续迫使鼠做出选择时，鼠开始惊厥不安，四下狂奔，弄伤爪子，撞上桌椅，然后浑身剧烈颤抖，直到昏迷不醒。处于这样的被动情况，鼠拒绝进食，对一切不感兴趣：可以把它卷成一团或擒住双腿倒挂空中——无论怎样摆布它，它都无动于衷。这时的鼠已是 “神经崩溃 ”了。

[3] 鼠所面临问题的 “不可解决性 ”导致了它的神经崩溃，而麦耶博士在他对心理失常的小孩和成人的研究报告中表明，鼠和人经历的各个阶段大同小异。首先是两者受训练，在面对某一问题时都习惯地做出某一选择；然后，发现条件已改变而原来的选择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时，两者都大吃一惊；再次，不论是出于震惊、焦虑还是受挫，两者都会执著于最初的选择，不管结果，一意孤行；接着，悻悻然拒绝采取行动；而后，在被迫做出选择时，两者又总做出最初训练时所做出的选择——且再次碰壁；最后，即使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唾手可得时，两者又都由于以前受到的挫折而发狂。他们疯狂地四处撕抓；

或是躲在角落里赌气拒食；他们变得辛酸怀恨、不信任一切、心灰意冷，无论人们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无动于衷。

[4] 这是否是一幅夸张的画面呢 ?似乎并非如此。这个模式反复再现于人生，小到家庭的悲剧，大到震撼世界的国家间的悲剧。为了纠正丈夫的毛病，妻子数落他。毛病越坏，就越多地挨数落。当然他的毛病变得更坏，她就更加数落。像鼠一样，妻子对丈夫的毛病受一种固定反应的摆布，她只能总以一种方式应付它。她这么做的日子越久，丈夫的毛病就越厉害，直至夫妇二人在神经上都备受折磨，疲惫不堪。

[5] 再看一个例子。北方某城市的白人因厌恶黑人高文盲率和高犯罪率的状况而隔离他们、迫害他们(众所周知，警察通常对黑人嫌疑犯比对白人嫌疑犯要粗暴得多)，并且拒绝给他们受雇与提升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被剥夺使文盲率与犯罪率高的情况得以延续下去，转而又使隔离、迫害和不给黑人机会的做法得以继续存在。要找到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的方法需要致力于有序社会改革的智者殚精竭虑，包括市议员、教育家、城市规划人员、黑人组织以及州政府和联邦 政府。

[6]另一个例子是，想用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可能写得很差。英文老师说，我一定要教会他们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来提高他们的写作。于是由于过分强调语法与写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而忽视了学生的思想，老师很快湮灭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失去了兴趣，学生写得就更差了，老师于是再给学生以加倍的语法和写作方法的练习。学生也就越来越厌倦和反感了。中学和大学的“英文补习”班里全是这样的学生。

[7] 同样，一个认为武装力量是维护和平与尊严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国家，会推行巨大的扩军计划。这种计划引起邻国的恐慌，于是后者也扩充军备，与前者抗衡。焦虑与紧张气氛升温。前者宣称，很明显，只要我们不能对所有突发事件都有充分准备，我们就会不断为国家的安危担忧；所以我们必须加倍 扩军。这自然使邻国更为恐慌，于是也把军备翻了一番。焦虑与紧张气氛更强了。前者宣称，很明显，我们犯了低估国防需要的错误。这次我们一定要保证 我们有充分 武力来保持和平。我们必须把军备再加一倍 „„

[8]当然，这些例子难免(4)过(4)于(4)简(4)单化，但是确实常常由于这种类似的恶性循环使我们无法认清或处理导致灾难的不测事件的条件。这样的模式常常很容易识别；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在方法上做些改变就会达到。可是，由于受到固定反应的摆布，鼠“无法”吃到食物，妻子“无法”改掉丈夫的毛病，黑人还要等两三代人的时间，“直到社会改革的时机成熟”，我们“无法”停止发明并制造可摧毁人类文明的致命武器。

[9] 不过，鼠与人的难题的不可解决性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麦耶博士的鼠遇到的难题比它在自然状态下能遇上的复杂得多，它是被逼迫至神经崩溃的。而人类的神经崩溃一般总是由于人类自己制造的难题所造成：如宗教与道德信仰的问题，金钱、贷款、抵押、托管基金、股市涨跌的问题，人为的习惯、礼节、社会团体和法律的问题，等等。

[10]不能责怪鼠解决不了麦耶博士为它们设下的难题；因为鼠的抽象能力有限。但人类的抽象能力、组织和利用抽象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如果人由于固定反应而认为难题不可解决——如果人受挫折只是由于对某些以符号来界定的形势，不论其前因后果或出于环境只能采取一种反应的话——那么，人便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全部人的能力。如科尔奇布斯基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此时，人在做出反应这一点上是在“模仿动物”。对此，温德尔·约翰逊有一贴切的归纳：“对鼠而言，奶酪就是奶酪；这就是捕鼠器能捕鼠的原因。”可这种固定反应是

如何在人类中发生的呢 ?

五、并 非 末 日 来 临------环境问题言过其实。地球生命仍将继续。

[1] 无论是谁杜撰了 “拯救地球” 这一说法，他都是一位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这一说法既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的意识，也满怀着使环境保护论带有道义紧迫感这一大的目标。同时这种说法也表明环境保护论言过其实，这种夸大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会被视为是在危言耸听或愚蠢的欺骗。

[2]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环境意识遏制了对自由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盲目热情。我们已明智地抑制了增长中所出现的一些有害的副作用，但是环境保护论却越来越像一场沉湎于狂热的宣传与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圣战。每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不幸都被描绘成一场势不可挡的灾难。这场灾难如不加以制止，正像我们所知晓的那样，就会摧毁生命。

[3] 以最近出现的恐慌——温室效应——为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自我焚毁、可怕的幽灵般的世界。即刻行动，否则世界将咝咝烧焦。食品供应即将枯竭。冰川即将溶化。沿海地区即将淹没。事实上，任何温室热效应可能造成的损失都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估计，到 2050 年只占我们经济产出的 1% 到 2%。与预想的同期经济增长(翻一番)相比，这一损失更显得微不足道。

[4] 没有任何环境问题威胁这颗 “星球”，任何环境问题都无法用核战争所带来的危害来衡量。任何石油溢出造成的危害也无法同今日南斯拉夫内战——它不过是人类苦难中的一段小插曲——相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 3 500 多万人死亡。柬埔寨内战导致 100 万至 300 万人死亡。人类的巨大祸患一如既往：战争、自然灾害、暴虐政府、极度的贫困与仇恨。在悲剧的任何尺度上，环境问题造成的痛苦都轻如鸿毛。

[5] 这并非在为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进行辩解，这是在为前途和平衡而进行辩论。你可以相信(像我那样)，温室热效应的可能性强化了已具说服力的征缴能源税的理由。税收会抑制通常的空气污染，限制石油进口，减少预算赤字并提高具有经济意义的能效投入。

[6] 但这并非意味着同我观点相悖的人就是居心叵测，或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就温室效应而言，热效应是否会发生，如果发生，其程度如何，对这类问题还存在大量的科学疑问。此外，热效应的发生需几十年的时间。人与行业可以进行调整。举一例：农民可改用更为耐热的种子。

[7] 遗憾的是，许多环境保护论者感情用事，搞中伤和将事情简单化。环境限制法的批评者被描绘为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小人。有关世界末日的电影剧本被创作出来以证实环境危险的严重性。克莱恩最近对温室效应的研究展现了热效应在今后250 年间的变化。猜猜吧，结果是什么? 它在急剧增长。这就类似于一种在法印战争（1754—1763）时期预言1992 的生活的无稽之谈。

[8] 大谈特谈过多的伤亡并非过分的无知，它混淆人们的视听。对工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它低估了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美国，空气与水污染已得到显著缓解。自1960 年以来，微颗粒物排放量（煤灰、煤渣）已下降65%。自1970 年以来，铅排放量已降低97%。在大多数城市中，烟雾已减少。

[9] 同时我们也受到损失。这就是必须进行棘手的选择。你在环保方面所得到的好处也许就是我应尽的义务。并非每种利益都值得不惜任何代价而求之。经济学家估计，环境法规使经济产出下降2.6% 至5%，或1 500 亿至2 900 亿美元（注：这一数字大于全球热效应的估计影响）。我们用这一代价的确减轻了给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并且改善了我们的环境。但是，有些却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法规的刻板僵化而使得一些代价毫无必要地上升。

[10]平衡：过分夸大环境作用的最大罪过是对经济增长所执的偏见。解决贫困国家所存在的大量问题通常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10 亿多人缺少健康用水和卫生设施。其结果是每年成千百万人患痢疾，并 导致300 万儿童死亡（世界银行认为，其中200 万人可以免于死亡）。国家只有变得富裕起来才能改变这些状况。[11] 与此同理，较富庶的国家既具有愿望也具有财政收入来净化空气和用水。发达国家的城市空气污染仅为贫穷国家的六分之一。最终，经济增长将降低高的出生率，因为儿童寿命延长了，妇女也摆脱了传统的角色。

[12] 的确，我们存在环境问题。苏联的反应堆给安全造成威胁。经济增长与环境会发生矛盾。增长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物，并且造成更多的废弃物。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像环境保护论者夸夸其谈的那样，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无能的政府。无能的政府培育出无安全保障的反应堆。在贫穷的国家，无能的政府，比如说，通过限止农民从其作物中获得适当的利润，阻碍食品生产。

[13] 到现在为止，人人都是环境保护论者，但是这种说法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并非一切环境问题都同样严重，甚至即使那些严重的环境问题也需要同其他利害关系来均衡考虑。环境保护论应当终止那种刺激性宣传。它应当给予我们更多一些信息，更少一些恐吓。

六、两条生活的真理-----抓紧，放松：明白了这对矛盾，你就踏进了智慧的大门

[1] 生活的秘诀在于懂得何时抓紧，何时放松。因为人生就是一对矛盾：它既令我们抓紧人生的多种赐与，同时它又要我们到头来把这些赐与放弃。老一辈犹太学者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握紧拳头来到这个世界，但他却是松开手掌离开这世界的。”

[2]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牢牢抓住生命，因为它奇妙，它有一种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我们却常常是在回首往事想起它时，才能认识这一真理。此时我们会突然发觉它已不复存在了。[3] 我们能记起已经凋谢的美、已经消逝的爱。可是，我们更痛苦的回忆是：我们没有看见顶峰时的美，没有在别人以爱对我之时也以爱回报。

[4] 最近一次经历又使我领悟到了这个真理。一场剧烈的心脏病发作后，我被送进医院，接受了几天精心护理。医院可不是一个使人愉快的地方。

[5] 一天上午,我得加做几项检查.我要用的医疗器械安装在医院另一端的大楼里.所以我只有坐轮椅穿过院子才能到达那里。

[6] 当我们走出病房时，阳光正照在我身上。就我实际的经历而言，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只不过就是阳光。而这时的阳光是多么美丽、多么温暖、多么耀眼、多么辉煌![7] 我打量着别人是否也在欣赏着这太阳的金色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