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水浒传》：反抗封建暴政的英雄传奇

《水浒传》：反抗封建暴政的英雄传奇

（施耐庵）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山东梁山泊聚义的故事。

阅读感受：①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惟妙惟肖；②本书采取了先分后合的链式结构，使小说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头绪众多而线索分明；③语言上，小说采用古白话，所以语言描写生动形象，活灵活现。

人物——典型情节——性格特征：

鲁智深（花和尚）：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嫉恶如仇、俠肝义胆、粗中有细、勇而有谋、豁达明理

武松（行者）：血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除恶蜈蚣岭。崇尚忠义、勇而有谋、有仇必复、有恩必报，（不足：滥杀无辜）是下层英雄好汉中最富有血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

吴用（智多星）：智取生辰纲。足智多谋、神机妙算。

林冲（豹子头）：误闯白虎堂、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雪夜上梁山。武艺高强、勇而有谋，但为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被逼上梁山。

李逵（黑旋风）：真假李逵、中州劫法场。嫉恶如仇、俠肝义胆、脾气火爆、头脑简单、直爽率真。

宋江（及时雨）：私放晁盖、怒杀阎婆惜、三打祝家庄。为人仗义、善于用人，但总想招安。

杨志（青面兽）：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精明能干、粗暴蛮横。

相关练习：

1、“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这幅对联写的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内容。

2、在《水浒传》中，绰号为“智多星”的人是吴用，也被称为”赛诸葛”。他与一伙好汉在“黄冈泥上巧施功”，干的一件大事是智取生辰纲（花石纲）。

3、《水浒传》中冒充李逵拦路打劫,后被李逵一刀打翻在地的人是李鬼。

4、《水浒传》中三位女将是谁 ? 她们的绰号是什么?

①扈三娘、一丈青②孙二娘、母夜叉③顾大嫂、母大虫

4、请用简练的语言说出《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们性格上的共同特征?

爱打抱不平，重友情，讲义气。

5、中国有一部古典名著，它最早的德文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文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英文译名是《在河边发生的故事》。这部名著是《水浒传》。

6、“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是名著《水浒传》中的一个回目，其中”豹子头”指的是林冲。

7、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农民起义英雄形象，请列举有关人物（不少于5人）

“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

8、“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说的是这部名著中另一位英雄人物武松的故事。

9、《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的是哪几位好汉？各自的绰号是什么？

晁盖：晁天王；陆云龙：公孙胜；吴用：智多星；阮小二：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三郎；阮小七：话阎罗；刘塘：赤发鬼；白胜：白日暑。

10、“风雪山神庙”是哪部书的情节？涉及到哪两个人物，性格怎样？

林冲：逆来顺受；陆骞：阴险狡诈出卖朋友。

11、请写出《水浒传》中最典型的反面人物高俅。

12、补全回目：①、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②、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

13、《水浒》中身怀绝技的三位英雄：善盗的是鼓上蚤时迁、善射的是小李广花荣、善行的是神行太保戴宗。

14、武松在血溅鸳鸯楼，杀死西门庆等人后，在墙上写下了哪八个字？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15、“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这首诗赞美的是哪位好汉，他有怎样的性格特点？写出与他有关的情节（四个即可）

吴用，沉着、冷静、足智多谋；智取生辰纲、智取大明府、智取文安县、排九宫八卦阵

16、《水浒》主要人物有及时雨宋江、，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

17、《水浒传》中 “大闹野猪林”涉及到哪两个重要人物，他们的性格怎样?

鲁智深：性格粗犷，敢作敢当为朋友两肋插刀；林冲：逆来顺受，武艺高强。

18、《水浒传》中写出林冲性格中忍辱含诟，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转变成奋起反抗，杀人报仇，投奔梁山的情节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声场。

19、《水浒传》中这样写道： “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 ‘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后面：一书 ‘山东呼保义’一书 ‘河北玉麒麟’”。请问，上段话中的字是哪两位首领的称谓?

宋江、卢俊义。

19、《水浒传》中有108位好汉个个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人人都有一个特征鲜明的外号。

（1）请用一句话写出《水浒传》中你最熟悉的故事：____

（2）请写出《水浒传》中你喜欢的一位好汉的外号，并说出此外号表现出的人物特征：

(1)智取生辰纲(2)鼓上蚤时迁轻功上乘善于偷盗

20、我们所熟知的打虎英雄是《水浒传》中的武松，他在该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事迹，如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为兄报仇。在快活林里醉打蒋门神。

21、绰号豹子头的林冲，原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后被高俅设计误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后雪夜上梁山。

22、《水浒》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非常注意他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如同是疾恶如仇、侠肝义胆、脾气火爆的人物形象，但鲁智深粗中有细，豁达明理；李逵头脑简单，直爽率真。

23、“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丘„„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是宋江在浔阳楼写的反诗。

24、⑴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入相关的内容。（填对四处即可）

一部《水浒传》，塑造了多少流传百世的英雄形象，点亮了多少闪耀天空的罡煞之星。话说梁山第十四条好汉武松，为兄报仇怒杀西门庆、潘金莲；发配孟州途中，在十字坡酒店结识孙二娘（母夜叉）；醉打蒋门神，替施恩（金眼彪）夺回快活林（孟州道）；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为躲避官府缉捕，削发扮成行者；夜走蜈蚣岭，痛杀王道人„„正是：“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飞；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

⑵你喜欢武松这个人物形象吗？为什么？

25、“《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泽东（人名）对《水浒传》的评价。

26、郑振铎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曾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这条弧线以____________为起点，步步上升，至梁山英雄排座次到达顶点，此后便逐渐下降，至__误走妖魔、魂聚蓼儿_降至终点

27、某剧院前贴出一张海报，上写“豹子头刊金印后，野猪林伏洒家前”。据此，可猜测这场戏与《水浒》中林冲鲁达(智深)两位英雄有关。

28、《水浒传》中从最初占据水泊梁山到梁山好汉聚齐一百零八位直至被朝廷招安,梁山寨主先后共有三位，他们是王伦、晁盖、宋江。

29、《水浒传》是描写我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请写出你所熟悉的两个故事。

①武松景阳冈打虎 ②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③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④智取生辰纲。

30、“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江东”，这首童谣唱的是宋江。

31、《水浒传》中108位好汉个个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人人都有一个特征鲜明的外号。

（1）请用一句话写出《水浒传》中你最熟悉的故事：

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倒拔垂杨柳、醉打蒋门神、火并王伦、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

（2）请写出《水浒传》中你喜欢的一位好汉的外号，并说出此外号表现出的人物特征

如鼓上蚤时迁 轻功上乘 善于偷盗；行者武松，武艺高强，有勇有谋，崇尚忠义，有仇必复，有恩必报；呼保义（及时雨）宋江，仗义疏财, 有组织和指挥能力；有浓厚忠君思想

32、鲁智深绰号花和尚，他在渭州三拳打死镇关西，在相国寺倒拔垂杨柳，在野猪林救林冲。

33、《水浒传》中坚决反对招安的将领：李逵、武松；主张招安的将领：宋江、吴用。

34、填人名，补足歇后语。

（1）（宋江）上梁山——官逼民反（2）（李逵）打宋江——过后赔礼（3）（张飞）穿针——大眼对小眼

35、请写出《水浒传》中,身怀绝技的人物名字及绰号,简单说出其擅长的绝技。

①时迁，鼓上蚤，擅偷②花荣，小李广，擅射箭③戴宗，神行太保，擅神行之术。

36、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史进，他的绰号是九纹龙。

37、林冲或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水浒传》）?

38、《水浒》中“智取生辰纲”的组织领导者是晁盖

39、《水浒传》中，有两位打虎英雄，在沂岭杀四虎的是李逵；在景阳岗打虎的是武松。

40、文学名著中，一些极富有个性特点的人物绰号常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水浒传》中的“花和尚”和“智多星”分别指的是鲁智深；吴用。

41、中国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是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它描写了北宋徽宗时，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水泊梁山聚义，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豪举。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将它翻译成英文时定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42、《水浒》的结构很有特点，作者采取了先分后合的链式结构。第四十回回以前先讲单个英雄人物的故事，然后百川汇海，逐步发展到水泊梁山大聚义。第七十回以后，写他们归顺朝廷，走向失败。

43、杨志在汴梁买刀时不堪牛二的撩拨将他杀了，后怕连累他人主动去官府自首；鲁智深替金氏父女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后用智逃脱。你怎么评价这两位英雄好汉的做法？

例如：我赞美鲁智深的做法，他深深知道封建官府的黑暗与腐败，如果投案自首，等于自投罗网，绝没好下场。我也佩服杨志的为人，敢作敢当，不连累他人才称得起真正的英雄好汉。（言之有理即可）

44、《水浒传》中的英雄性格各不相同，但却同样义薄云天，请你举出两位能体现这种“义气”的英雄人物及其相应事例简单作答。

（１）鲁达。鲁达义救金氏父女，拳打镇关西。（２）武松。武松为替施恩夺回店铺，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

45、《水浒传》是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官逼民反统治阶级的生动故事,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暴露了残暴和腐朽，歌颂了受压迫人民的反抗精神。

46、《水浒》中的英雄性格各不相同，但在“义”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晁盖劫取生辰纲是“义”，宋江私放晁盖是“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也是“义”。

第二篇：第十二章 英雄传奇《水浒传》

第十四章

英雄传奇《水浒传》 第一节《水浒传》的作者及成书过程

《水浒传》是元、明之际出现的一部英雄传奇，它与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是由宋元讲话中的“小说”科发展而来，志在塑造英雄人物和传奇公案故事。

一、《水浒传》的作者：

（一）、作者为谁的争论：

关于其作者，自明代以来存在五种基本观点：

1、认为由施耐庵作底本，罗贯中进行编次。如嘉靖年间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有相似的记载。这种观点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承认。

2、认为由罗贯中所作。如稍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王圻的《稗史汇编》。

3、认为是施耐庵所作。如明万历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说。

4、施耐庵作罗贯中续说。如明末清初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说：“施耐庵书《水浒正传》七十卷”，后三十回是“罗贯中《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5、施惠所作。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近代学者吴梅《顾曲麈谈》：“《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也。”

（二）施耐庵的基本情况：

他的生平资料流传很少，为何时何地人，说法纷纭：

1、明代社会比较一致地肯定其为杭州人，但具体到其生活年代，却说法不一。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认为是“南宋时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认为是“南宋遗民”；李贽《忠义水浒传叙》、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元人。”

2、《幽闺记》的作者施惠。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近代学者吴梅《顾曲麈谈》：“《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也。”

3、托名说。由20世纪学者胡适首先提出。他说：“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鲁迅也“疑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近来有人发展，认为施耐庵是明嘉靖武定侯郭勋门客的托名。

4、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就是著《水浒传》的施耐庵。

5、元末明初江苏白驹场人施彦瑞，即《水浒传》的编者施耐庵。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施耐庵是苏北人。后陆续发现《施氏族谱》及淮安王道生转写的《施耐庵墓志铭》等材料。近年来，江苏又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了一批文物，主要有施家桥出土《施让地券》、《施延佐墓志铭》、《施氏家薄谱》、《施氏长门谱》等。根据此，人们对施耐庵的生平进行了大致勾勒：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他祖居扬州兴化，后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著述。后避朱元璋征召而去淮安，卒。后其孙迁其骨归葬白驹乡间施家桥。但对上述材料，学术界有较大争议，因为《施氏家薄谱》所载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证据显然不足。只要这一点无法确证，其余材料的意义就不大了。

二、《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作依据，它主要是依靠民间文学的积累和作家的杰出创造。

（一）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但也只是零星的记载。主要资料有《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张叔夜传》、《宋史·侯蒙传》等。《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侦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趁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记载：“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宋范圭撰写的《折可存墓志铭》言：“可存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可看出，宋江等三十六人确啸聚梁山，势力强大，后被招降，参加镇压方腊起义。最近发现李纲《赵忠简公言引录》一文，记载赵忠简事迹，其中称：“再议睦寇，则以寇贼攻寇贼，表宋江为先锋，师未旬月，贼以俘献。”以上材料均说明，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宋江起义，后被朝廷招安并去镇压方腊起义军。

（二）水浒故事在民间长期的流传与发展：

1、从南宋起，宋江等人故事即在北方（山东、山系）和南方（浙江、安徽）地区广泛流传，成为“说话”艺人喜爱的题材；

2、宋末元初龚开《三十六人画赞》初次完整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作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项语，不足采著。”

3、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话”名目，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属“小说”的范畴。

4、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奉节度使等，记述虽然简略，但已把水浒故事连缀起来，是水浒故事从独立的短篇连缀成一体，从“小说”进入到 “讲史”的领域，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而且出现了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情节，天书上写着：“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为宋江起义定下“忠义”的调子。

5、元代出现了大量水浒戏，包括元明之际作品在内，存目三十三种，其中有六种剧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康进之《李逵负荆》、高文秀《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从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又发展到一百零八人，梁山泊这个起义根据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之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马粮草。”（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所叙与《水浒传》描写相似。义军从《大宋宣和遗事》中“杀人放火”的草寇，演进为杏黄旗上大书“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正义之师。李逵的形象也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展现。

（三）施耐庵对“水浒”故事的加工与创造：

1、将“乱自下生”改为“乱自上作”，描写出“逼上梁山”的典型环境。以前题材中，水浒英雄之所以走上梁山，主要是自己的过失，看不到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迫害。而在《水浒传》中，把高俅发迹事件放到开端来写，众英雄走上梁山与高俅的迫害密切相关，这就揭示了农民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带有社会批判的创作目的。

2、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民间故事，并且作了加工和提高，使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和严肃的政治迫害事件密切结合起来，因而人物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

3、从宣扬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式的进程。

三、《水浒传》的版本：

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水浒传》的版本最为复杂，按照其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程度来分，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一）《水浒传》的繁本系统：又称为文繁事简本。

1、百回繁本：有四种重要的版本，一是《京本忠义传》残本，1975年发现，藏上海图书馆，明正德、嘉靖书坊所刻；一是《忠义水浒传》残本，仅存八回，为郑振铎收藏，为明嘉靖年间刻本；一是《忠义水浒传》，开篇有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一般认为是今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百回本。此书原刊本也佚，今见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此为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而且有李贽的评语，在《水浒传》版本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上百回本在写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的故事，而没有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

2、一百二十回繁本：增加了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并且也附有“李卓吾”的评语，故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由明袁无涯刊行。

3、七十回繁本：金圣叹以百回繁本作基础，进行删改而成，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书名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并伪托施耐庵写了三篇序文和全书书评。由于它保存了全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做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三百年间最流行的本子。

（二）《水浒传》的简本系统：又称为文简事繁本。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

1、明刊本《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2、《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为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本，是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版本，有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影印本。

3、雄飞馆“英雄谱”、“汉宋奇书”等。

这些简本在回目上不一致，主要有102回本、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124回本。

长期以来，关于简本与繁本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一说简先繁后，认为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说繁先简后，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此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采用；一说简本和繁本是两个系统，两者同时发展而并存。一般而言，简本都有征田虎和王庆的记载，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故事从开始流传到《水浒传》正式成书，到各种版本出现，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民间艺人、专业作家都参与了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的演变过程中留下了印记，这就决定了《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和复杂。一般而言，学界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基本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忠义”说：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众英雄啸聚梁山的斗争基本是按照九天玄女天书中的纲领来进行的，书中说：“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因而为宋江起义定下了“忠义”的调子。就《水浒传》大的框架来看，它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在黑暗现实下，不能“忠心报答赵官家”，被逼上梁山，沦为“盗寇”。上梁山后，他们希望将贪官污吏都杀坏，并且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在这关键时刻，“忠”的思想使他们对朝廷报有幻想，因而轻易接受了招安。招安之后，他们仍被误国之臣和无道之君逼向了绝路。作者无奈发出了“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

二、“诲盗”说：

认为此书是一部教人学作强盗的书，如金圣叹这样认为。

三、农民起义说。

解放以来，冯雪峰的《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三期）发表以来，这一观点长期占主导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以下几方面的根据：

（一）该书以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为根据，尽管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只是零星片断，但考察当时的社会结构，农民仍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仍是社会主要的矛盾，因而此时的起义应算农民起义的范畴。

（二）《水浒传》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次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高俅原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受到宋徽宗赏识后，平步青云，与蔡京、童贯、杨戬等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搞得民不聊生。如阮氏三兄弟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对于原本属于统治阶级营垒中的林冲、柴进、杨志等，也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因而，人们的反抗情绪随之发生，如李逵说：“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

（三）、《水浒传》揭示了农民革命从个人复仇到星火燎原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

（四）、塑造了众多的光彩夺目的农民革命英雄形象。他们一般都是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寄托着人民大众的理想。

（五）、《水浒传》描写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局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被统治阶级镇压而失败；二是向统治阶级投降而失败；三是最终取得胜利，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本书展示的是第二种结局，而且这种结局是由其领导人的忠义思想所导致的。

四、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1975年《天津师院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伊永文的《〈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提出了“市民说。”之后有一些学者相继从小说中的领袖出身、队伍成分、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等角度来论证《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这些学者首先承认水浒故事最初是写农民起义的，但因其题材长期在说书艺人和勾栏瓦肆中流传，是为广大市民服务的，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受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的影响，因而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特点：

（一）《水浒传》描写的场景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

（二）《水浒传》笔下的英雄人物没有农民的气质，而具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他们喜欢闯荡江湖、挥金如土、广交朋友。

（三）《水浒传》反映了市民以“侠义”为核心的道德观。中国市民主张的社会公正、平等、热爱自由、爱憎分明、有仇必报、有恩必报、乐善好施的社会理想在水浒英雄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五、“忠奸斗争”说：

1979年《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刘烈茂的《评〈水浒〉应该怎样一分为二？》文章，学界一部分学者开始用“忠奸斗争”说来解释作品的主题。持此种观点者有以下三个根据：

一是该作品对宋江与方腊起义的不同态度。宋江与方腊起义就实质来讲并无本质不同，即都是对黑暗社会的反抗。但在作者看来，宋江的造反，只是对黑暗政治和奸臣的反抗，他对皇帝仍忠心耿耿，因而不能算做乱臣贼子，而方腊却志在推翻朝廷，南面称王，所以他一再被作者称为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二是该书作者把宋江等的接受招安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三是作者认为水浒英雄的悲剧结局是“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六、正统文化对“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的改造。

（一）梁山队伍的性质：

《水浒传》第69回书回前诗中写道：“豪杰相逢鱼得水，英雄际会弟投兄。水战火攻人罕敌，绿林头领宋公明，”由此命名可知，梁山起义队伍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所谓“梁山泊”的“梁山”加“水泊”正等于“绿林”兼“江湖”，在这一称谓和对应关系中隐含着对梁山队伍特征和性质的把握。事实上，在《水浒传》小说中，江湖、绿林之名不止一次出现，如介绍孙二娘说：“全学得她父亲本事，人都唤她做母夜叉孙二娘。她父亲殁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她的父亲唤做山夜叉孙元。”（第27回）称武松为“江湖任侠武都头，”（第28回）清风寨燕顺在宋江面前自报家门道：“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数十年，也只久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严。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满意。”不仅如此，梁山众多英雄人物的立身行事也具有绿林特色这主要表现如下：（1）都有绿林称号，见面时行剪拂之礼。如第五回：“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作剪拂，此乃吉祥的字样，李忠当下剪拂了起来。”又如小霸王周通得知来人是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时，“把头摸一摸，叫声‘啊呀！’扑翻身便剪佛。”第44回写杨林正待要和邓飞、孟康动手时，被邓飞认了出来，便“提着军器向前剪佛了。”（2）好汉必须看重名誉。如宋江、李逵、公孙胜之“孝”；（3）朋友之义居于首位（宋江的通风是欺君犯上，不孝的，使父亲受连累，杨雄的杀妻是对朋友的交代）；（4）喜武或具有某一方面的特殊技能；（5）慷慨大方，同好汉社会中所有有潜力的成员作朋友，并随时准备保护他们；（6）必须不好色；（7）大碗喝酒，大块吃肉；（8）反抗贪官。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山群体是合历史上农民起义与游侠传统为一体的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

（二）梁山队伍改造的必要：

梁山队伍是对古代游侠传统的继承。在中国，“侠”的起源很早。战国时代的“游侠”是与“辩士”出身相同的一个特殊阶层，没有财产，行踪不定，好勇斗狠，表现出激烈的暴力倾向。司马迁《史记》为“游侠”立传时，开篇即说：“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段话直接指出了他们的行为特点及其性质。他们本属于社会**、封建解体时代的产物。至秦、汉大一统时期，他们逐渐遭到政府的禁绝。然而他们作为一种抑强扶弱的社会辅助力量，在民众心目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正如司马迁所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说：“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

在梁山活动的前半部分，他们走的是打家劫舍的道路，关于这点，我们从朱贵、张青、李立、燕顺、王英等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如朱贵对前来投奔的林冲介绍道：“山寨里叫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耙子，肥肉煎油点灯。”（第十一回）张青向武松自我介绍：“小人姓张名青，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为因一时间争些小事，性起把这光明寺僧行杀了，放把火烧做白地。后来也没对头，官司也不来问，小人只在此大树坡下剪径。忽一日，有个老儿挑担子过来，小人欺负他老，抢出去和他厮并。斗了二十余合，被那老儿一扁担打翻。原来那老儿年纪小时专一剪径，因见小人手脚活便，带小人归去到城里，教了许多本事，又把这个女儿招赘小人做了女婿。城里怎的住得？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为生。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

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船火儿张横也是“专在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他的剪径，在毛骨悚然中带着幽默：他用船将宋江和两个公人渡至江心后，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里最会诈害做私商的客人，今夜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做板刀面？怎的唤做馄饨？”他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遑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服，都赤条条跳下江里自死。”

为了发展势力，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卑劣的手段，如对秦明、卢俊义的收服。在这种情况下，对梁山起义进行改造势在必行。这正如台湾张义庆在《从自我的抒解到人间的关怀》中说：“由侠义传统的起源及其特性，可知中国历代政府不论对于个人的以武犯禁，或集体的武装叛乱，往往加以禁绝，或者予以压制，表现出侠与法的不相容受，但小说家顺应着侠义存在的事实及效用设法消解这中对抗，一方面赞扬侠义的正面意义，一方面则提出更高的理想，经由某个集团领袖的劝导，或某位清官的感诱，而化除侠者好勇斗狠的意气，使之纳入合法化的途径，并以‘忠义’为标榜，转化其心志，而终于臣服于朝廷正统。”这种改造的意图，在书中有明显体现：19回中，写道：“常怀贞烈常忠义，不受资财不扰民。”“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在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九天玄女授书时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矢志。若是他日罪下丰都，吾亦不能救汝。” 这一情节，具有两方面的内涵：（1）不但是对处于危厄之际的宋江性命的拯救，而且还隐喻着对他灵魂的指谜。（2）还道村象征着一条容易陷入感性诱惑，遭致假象捉闹而难以走出的处处充满危机的人生迷途。隐喻着对人生正途、价值方面的寻找及寻找中的困惑与迷茫。在第六十回，作者写到：“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山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三）改造的完成：改聚义厅为忠义堂

在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宋江所发誓言为：“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仡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并改聚义厅为忠义堂。（1）、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义军的价值取向，而且从内里彻底改变了梁山文化的性质，从而以一字之更动完成了一般伦理向政治伦理、游侠文化向正统文化的靠拢与演变。（2）又包含着对梁山人格的文化整合，其目的在于以之化除戾气，转化心态，臣服正统，成就大我。宋江对武松说：“兄弟，你只顾前程万里，早早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3）从作家创作角度看，又是一种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整合，正统观念对民间思想的改造。

七、《水浒传》叙事的文化生成机制与美学价值特征。（全文载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一）在反贪官叙事表现背后

《水浒传》不是作者既无时间延续性、又无文化氛围的思想意图的孤立表现，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它是多重文化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存在与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小说与中国小说观念的流变史。

《水浒传》的源头，也和整个中国小说的发端一样，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民众流言。宋末人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序〉》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金圣叹也明确肯定《水浒传》的“庶人之议”性质（《第五才子书》第一回总评）。那么，为什么宋江会成为当时人们热衷于谈说的“热点人物”，以致于这些“怪诞虚妄”的“委巷之谈”竟成为波澜壮阔的“水浒话语”长河的最初源头呢？查宋、元两代的正、野史籍，关于宋江的记载零星、散乱且多有龃龉。所能提供的信息仅仅是“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剧贼宋江剽掠至海„„叔夜募死士千人，„„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等一鳞半爪，足见其规模之小。从流言生成的条件看，恰恰是人们对宋江一伙事迹、行踪知之甚少这一情况，大大增强了“剧贼宋江”的神秘性和传奇性，也为人们在道听途说过程中发挥虚构和想象留下了很大的心理空间。

任何民众流言都只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一种存在时间极为短暂的社会心理现象，为什么单单关于宋江的

传闻会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并最终发育生成了不朽的文学巨著《水浒传》呢？这是因为特定的转化契机促使宋江传闻发生了从社会流言转变为口传文学的质的飞跃。这个对揭开《水浒传》传初题旨、叙事表象、故事框架生成之谜有着重大意义的转化契机，就是南宋人王偁《东都事略·侯蒙传》中如下一段文字：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这段后来为官修《宋史》所采纳的文字，尽管频频被研究者作为对宋江事征实考信的史料来引用，其中的史实性也仅仅在于，侯蒙陈“招降宋江，使讨方腊”的“制贼计”，曾被宋徽宗称许为“忠臣”。但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与口传文学“水浒话语”的生成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文化美学联系。前此的社会流言，仅仅涉及宋江等“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传闻，王偁的历史叙事却因侯蒙推测宋江三十六人“其材必过人”而有了“招江征腊”的政治动议。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对抗官府与忠君忧国在政治倾向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使宋江对抗官府（“叛贼”）与侯蒙忠君忧国（“忠臣”）之间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意连。如果说“叛贼”与“忠臣”的意连为口传“水浒话语”集反抗官府和忠君护国于宋江一身铺下了想象和虚构的引线，那么口传“水浒话语”本身，则是特殊社会环境中历史意识与现实心理激烈碰撞的创生。换句话说，只有把口传“水浒话语”放在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能深刻揭示其故事框架及反贪官意绪的创生机制。

第一，口传“水浒话语”寄予着下层民众对官僚阶级和封建官府淤积千载的仇恨心理。自秦以降的两千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其说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到不如说是官僚阶级与平民百姓的矛盾。因为，即使是地主，如果不能为官或攀附于官，在官民对立的政治格局中，也只能划为受压迫、被蹂躏的“民”的一方。根据王亚南的研究，与西欧各国相比，中国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持续之久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包容性（宗教、法律、财产、学术、文艺等文化事业都为官僚政治所包容，并作为工具服务于官僚政治这个核心）、贯彻性（官僚政治的支配、贯彻作用造成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生观都拘囚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三大特殊表象。对上曲意逢迎、对下恃权妄为，是每一级官僚甚至每一个官僚的生活常态。上对下、官对民、在命运、财产、自由和人身权利等一切方面，都具有生杀予夺、任意处置的绝对权利。从纵向看，平民百姓生活在欺凌累加的十八层地狱；从横向看，平民百姓无逃于官僚政治的天罗地网之外，“天下乌鸦一般黑”；从个人遭际看，“官大一级压死人”，“不怕官，就怕管”的现象极为普遍；从历史兴衰看，则被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一语说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社会境况教会了下层民众诉诸于一无作为的忍耐求生存，却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对官僚阶级乃至封建官府山岳般的仇恨。自秦政开基至北宋末年，这种仇官心理在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积淀了一千多年，又被赵宋王朝皇帝荒淫昏聩、权臣作乱行奸、吏治腐败已极的黑暗现实所大大强化。所以，关于“剧贼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传闻，就很能快意于下层民众的积愫和怨心。与此同时，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和他人审美娱悦的心理需求，讲说的人们又总是借助于虚构和想象，把故事编造得更加合情合理、曲折生动一些。如果说，流言形态的宋江传闻只是作者信其真也希望听者信其真的无意识虚构，那么，作为口传文学的“水浒话语”就已经演变为以文学审美为心理驱动力的有意识虚构了。可以想见，当他们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宋江等“三十六人”如何英勇神武之时，昔日在官吏官府面前那种惊恐畏惧、卑微懦弱的晦气和无奈，定然会一扫而空。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水浒传》为什么会把高俅、张都监、殷天锡、刘高、黄文炳、贺太守等一个个官僚都写得那么可恶，以至于令人恨之入骨的解释；也可以得到这些官僚的下场不是被打死、活剐，就是“满门良贱”尽被斩杀的解释；还可以得到为什么那个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乱砍乱杀的李逵总能快意于读者之心的解释。从这里，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传》在处理“官逼”与“民反”的关系时，并不是通过控诉“官逼”来号召“民反”，而是通过描述“民反”以深刻有力地控诉下层民众所遭受的“官逼”之甚。第三十一回的“血溅鸳鸯楼”与第四十一回的“割炙黄文炳”，是全书当中场面写得最血腥残酷、因而也是杀得最过瘾解气的两幕。因为这里体现的已经远远不是武松对张都监、宋江对黄文炳的个人私仇，而是体现了受尽欺侮蹂躏的社会下层民众对历朝历代官吏官府淤积了千百年的、充满原始野性的复仇意识与怨毒情绪。

第二，口传“水浒话语”体现着下层民众集忠臣义士于一身的人格理想。两千年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奉行道德立国的基本原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抽象的道德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可以代替法律，指导行政，而且还是识别好人与坏人，评断一切是非善恶的圭臬。由此看来，在两宋见于史籍记载的四百三十起之多的武装叛逆、暴民造反与草寇滋事当中，下层民众之所以对起事规模极小的宋江青眼相看，以至于成为口

传“水浒话语”的引子，不仅仅在于宋江的战斗力极强，素有“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的传闻与威名，还在于王偁的历史叙事中“叛贼”与“忠臣”极为罕见极为偶然的意连，为“水浒话语”之原初胚胎的生命合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因素。一方面，下层民众要借宋江传闻之酒杯浇心中恨官仇官之块垒，除了使用当时在全社会通行的带有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代码语言，别无选择。他们基于政治经济生活中官民对立之现实而淤积的恨官仇官情绪，一旦经由文学语言宣泄出来，就转变为基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忠奸对立思维模式的对贪官贼臣的憎恨。忠臣与奸臣，是封建时代下层民众在一切场合表达道德感情所惯常使用的词汇。另一方面，经由封建统治者千余年的思想灌输与熏染，传统生活方式的经验性驯化，使得皇权天授、忠孝节义等观念已经成为下层民众的文化无意识和第二天性。正是仇官情结与忠孝观念在头脑中的同时存在，才使得下层民众对王偁历史叙事中的“叛贼”与“忠臣”的意念一拍即合，大为兴奋，并由这种兴奋所激发的艺术虚构创设了“水浒话语”聚义、招安、征腊三大叙事版块。“草寇”宋江既为钦许“忠臣”侯蒙所荐举，也毕定是强徒盗匪中的有忠有义之人。既然抽象的封建道德高于法度与行政，那么，身为盗贼草寇的宋江只要被赋予了传统道德上的正当性，他们蔑视法度、对抗官府的“弥天大罪”，也就不再被视为“恶人丑行”，反而被歌为英雄壮举了。“忠”并不是对皇帝真有感情依恋与政治责任，而是满足于下层民众对传奇英雄道德人格完美性的心理需要。由此可见，“忠义”的意蕴在民间口传文学阶段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水浒话语”的本体结构，并作为其中一个不可剥离的构成因素而存在。“忠义”使起义规模和影响微不足道的“宋江”雄视两千年间无数揭竿而起的反叛英雄，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重要文学地位与丰富文化意蕴。“忠义”使“水浒话语”中的宋江三十六人，在既是创作者又是接受者的下层民众心目中获得了宣泄仇官心理与寄予道德理想相统一的整合性美学价值；“忠义”使“水浒话语”吸纳了南宋时期北方民间抗金组织“忠义人”的生活素材，经过艺术处理，使“征辽”成为体现《水浒传》题旨的又一基本叙事版块，并以富豪绅士、文武官员出身的“忠义人”形象充实代换了“宋江三十六人”的原初构成，而“忠义人”正规作战经历的被融入，也大大改变了宋江一伙作为小股盗匪打家劫舍、流窜取事的原初形象。总之，“忠义”观念使关于宋江的人和事在口传“水浒话语”中越来越远离历史本事之真，越来越走向虚构和想象的文学叙事之幻。

第三，口传“水浒话语”显露着下层民众对锄强扶弱、济难救困的绿林侠客的期盼情结。在较原初的史籍当中，宋江的姓名之前每每冠以“淮南盗”、“山东盗”、“剧贼”、“草寇”等称谓，并不曾有“侠”字出现。受口传“水浒话语”影响的南宋人龚开的《宋江三十人赞》对宋江有“识性超卓，有过人者”，“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等称颂之语，元初艺人说话的脚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宋江杀阎婆惜之后曾题诗于壁：“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宋江身上才开始有了些“侠”气。最早明确指称宋江及其党徒“勇悍狂侠”的是元代人陈春的野史笔记《所安遗事补遗》。据此断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一支亦‘盗’亦‘侠’、无意称王的游侠武装，显然失之草率。但事实却足以表明，下层民众在对口传“水浒话语”中的人和事做艺术想象和虚构过程中，曾受到传统侠文化的浸淫，曾被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的慕侠情结所左右。下层民众在口传文学中把宋江塑造成侠义英雄的美学驱动力首先来自“侠”阶层的特殊社会性。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格局中，侠的活动既具有非官方、非正统性，又游离于一般平民的生活常规之外，是一股笑傲江湖的独立而自由的力量。侠之为侠，固然离不开勇力、胆识、武功，其核心性的因素还在于“义”。唐代李底裕《豪侠论》有“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之说。侠不免有一些为盗打劫的扰民行为，但那种秉天地之正气的追求，却使他们往往无视官府之森严、法度之酷烈、奸邪之贪暴，不吝个人生命财产的损失，去做一些符合正义、情义、适义（宜）、节义、仗义、仁义之要求的善事或壮举。其“贼心”和“义胆”，都是一般平头百姓不敢忘其项背的。因而，“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四书评议》），能够带给下层民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其次，这种塑宋江为侠义英雄的驱动力来自下层民众矛盾的文化心态。宋元时期的下层民众耽于“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吏，陷害天下百姓，”“满朝文武，俱是奸邪”的现实，已经不再有依靠圣明天子、忠臣清官普救天下的传统幻想，统治阶级千百年的道德驯化又使他们对李顺、王则、方腊、钟相等农民起义领袖无君无父、僭号称制的行为深恶痛绝，从而只能把主持世间公平、正义的期望寄托在舍身好义的江湖侠客身上。再次，这种塑宋江为侠义英雄的驱动力来自下层民众险恶的生活境况。“官”与“匪”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固已有之的两股暴民掠民的为害势力。宋元时期，随着官僚政治的日趋腐朽，随着商品流通的频繁化与居住社区的城镇化，不仅“官”与“匪”为害民众的猖獗程度无以复加，还出现了一种社会新毒瘤——-市镇恶霸（《水浒传》中的郑屠、西门庆、没毛大虫牛二，就是对这种“霸”的写照）。对于人之为人尊严和权利的心理期待，成为促使他们把宋江等三十六人塑造成对抗邪恶、趋解民悬的江湖豪侠最根本、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官民对立是反贪官意绪得以生成的现实政治基础，那么，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则为

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虚构中的反贪官提供了主导性的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口传“水浒话语”中的反贪官意绪和聚义、招安、平腊的故事架构，是特定历史境况中的下层民众，以宋江传闻为起点，以王偁的历史叙事为转化契机，在仇官心理、忠义观念及慕侠情结的共同作用下艺术虚构和想象的结果。

（二）“替天行道”之隐喻

“替天行道”最早出现于元代水浒杂剧当中。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元代水浒杂剧是“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中一个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阶段。

首先，元杂剧使“水浒话语”获得了独立的文化地位，自成一个系统。前此形诸文字的“水浒话语”《宋江三十六人赞》只是野闻杂识笔记《葵辛杂识（续集）》收录的诸多笔记中的一种，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以生活淫逸腐败的宋徽宗为叙事主人公，叙及“梁山泊聚义本末”的部分只占很小的篇幅。元代水浒杂剧却成为一种具有空前规模和独立地位的文学现象。水浒杂剧虽然是不同的作家各自独立的个人创作，但却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地域中心“梁山泊”，共同的人物中心“宋江”，共同的精神旗帜“替天行道”，展开各自创造性的艺术想象，从而使水浒杂剧成为一个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着的作品系统。

其次，元杂剧使“水浒话语”的题旨结构趋于圆成。就故事梗概而论，《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是怒杀阎婆媳、题诗于壁，主动投奔“梁山泊”晁盖而“落草”，“行忠义，灭奸邪”仅仅是天书预言。到了水浒杂剧中，宋江则是“带酒杀了阎婆媳。脚踢翻蜡烛台，沿烧了官房”，被“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梁山过”被晁盖救上山。这样，《大宋宣和遗事》“广行忠义”的天书预言就内化到宋江失误获罪、被劫落草的经历与行为当中，使反叛与忠义的矛盾对立在宋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联系水浒杂剧诛恶锄奸、主持公道正义的基本内容，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宋江的经历及性格在“水浒话语”发育过程中由“主动落草，被劫招安”到“被动落草，主动招安”的变易过程和“水浒话语”之反贪官叙事表象的一贯性。

再次，元杂剧对“水浒话语”历时发育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还在于提炼出了作为“水浒话语”之灵魂的精神理念“替天行道”。现存六种元代水浒杂剧，《燕青博鱼》的收煞语只是一般性的表白“俺三十六员耀罡星，一个个正直公平，”其余五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替天行道”。《李逵负荆》第一折和《争报恩》“楔子”分别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一作救生民等语）；” 另三种杂剧宋江的“收煞”唱辞当中则分别有“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双献头》），“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结交尽四海英雄”（《还牢末》），“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黑旋风拔刀相助，刘庆甫夫妻团圆”（《黄花峪》）等语。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杂剧，则围绕维护梁山“替天行道”的精神旗帜采用“误会法”构思了李逵与宋江之间的戏剧冲突。

元代水浒杂剧作为“水浒话语”历时发育的一个特定阶段，其核心性的精神理念“替天行道”的萌生，不仅受“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之传承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宋元时期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的直接影响。

第一，“替天行道”是以宋元时期“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为前提条件的理念存在。北宋统治者偃武修文、虚外守内的既定国策使得宋朝成为一个官僚集团恶性膨胀、边庭战事屡受屈辱的积贫积弱的王朝。从徽宗君臣的昏聩荒淫，到赵构、秦桧的苟且偏安，下层民众对赵宋皇帝远离天德、天道的行经积淀了太多的失望与绝望。当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蔡（蔡京），人间便是好世界”广泛流传之时，当北方“忠义”奋勇抗金、名将岳飞惨遭朝廷杀害之时，“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成为下层民众流传宋江奇闻、虚构“水浒话语”一股巨大的现实推动力。但“替天行道”这一思想理念的创生，注定是在由宋元之后才具备条件，这是因为，元代统治集团的民族歧视政策，把身为亡国奴的汉族民众推入了“天道不行”、“有天无日”的痛苦境地，也就使得秉承儒家正统观念的汉族下层民众在思想上把元代皇帝排除在体现天德、天道、天理的真龙天子之外，古已有之的官民对立在本朝达到一种空前尖锐的程度，官方意识形态对下层民众的禁锢也空前的松弛和缺乏震慑力，从而为“替天行道”的萌生准备了适宜其发育成长的气候条件。

第二，“替天行道”是从宋元理学思潮的母体中孕育、衍化出来的。宋代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回答“性与天道”这一传统问题，不仅抽象出最高精神实体“理”，建构了“天理”本体论哲学，而且通过把天子与天理（即天道）相剥离，使得自天子至平民都只能作为天理覆盖下一种偶然性的个人存在。也就是说，“存天理，灭人欲”是贵为天子的皇帝和社会普通民众所共同面临的人生课题。这无异于为社会下层民众的人格独立提供了哲学依据。与汉儒专事训诂注疏的经学不同，二程、朱熹以己意解经、发掘义理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其理学注重“自家体贴”、精思决疑的学术风格，也使主体自我在解经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遇的突出和强调。

南宋陆九渊以批判朱熹的姿态出现，开创了“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的心学流派，其“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九渊全集》卷三十五“语录”）”的人生观，其“不依师友载籍”，“六经皆我注脚”的方法论，则使下层民众在摆脱儒学经典之精神羁绊的同时，获得了对天理、天道师心自用的解释权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行动权。另一方面，宋元理学主流派的思想家们都有着清晰而强烈的用传统的伦理纲常约束禁锢人们的思想与言行的政治意图，这就使得下层民众自主性的人生思考又不能不向反理学阵营或理学内部非主流派的思想家寻求思想的启迪与借鉴。从王安石的“可革则革”，“顺人之性”，到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从朱震的“顺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汉上易传·大蓄卦六五》），到黄震“人之所长行者皆道”（《黄氏日钞》卷九十五），“以行道救世为心”（《黄氏日钞》卷二）的思想，都为“替天行道”在元代的生成提供了观念和方法上的滋养与哲学立场上的支持。

第三，“替天行道”还是宋元时代下层民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艺术折射。有宋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经济向人文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到遍及全国的都会、城镇、市井生活的繁荣，从行商坐贾的贸易往来，到勾栏瓦舍的书会杂剧，从升官发财之竟奔，到宴饮狎妓之消遣，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下层民众追求奢侈享乐生活的物欲，也引发了市井社会对人生意义的普遍关注与思索。与此同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基本构成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宋代就一些知识分子开放弃为官、聚徒讲学之风，与下层民众有了更多的思想联系。入元以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入仕无门，科举路断，其社会地位仅仅略高于乞丐而低于娼妓，这就打破了文人儒士充任统治阶级思想家的历史梦想，迫使他们或闲适自遣、诗酒为乐，或自觉融入梨园书会之中从事商业性的创作演出，成为社会下层民众感受时代冷暖、宣泄郁闷忧愤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和思维器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替天行道”的提出标志着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下层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他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家。

必须指出，元代前期水浒杂剧中的“替天行道”，不同于元末明初由施耐庵集撰的《忠义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前者作为“水浒话语”历时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单面性的政治理念，其价值存在仅仅限于寄予下层民众追求公道、正义、人道的社会政治理想，赋梁山好汉杀人放火、诛恶锄奸等反正统秩序之举动以道德上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后者作为“水浒话语”最终完成形态之内在灵魂的集中体现，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有着丰富独特意蕴与深远历史影响的民间哲学形态。纵观“水浒话语”的历史发育，如果说《大宋宣和遗事》的梁山泊聚义在下层民众心目中主要是一个满足其审美猎异心理的侠盗传奇故事，那么，元代水浒杂剧的主导倾向则是基于对黑暗政治现实的极度憎恶，虚构了一个反叛性的政治理想国，这就决定了水浒杂剧缺乏深度叙事意识以图抒泄现实郁愤的内质特点。由此而论，“替天行道”所蕴涵的思想新质不可能骤然擢拔于元代水浒杂剧的显形层面。只有到了《水浒传》当中，“替天行道”潜在的哲学因子才发展深化为显在的民间哲学形态。这首先取决于《水浒传》作为史诗性的巨型叙事话语所具有的涵容性。从禁苑大内、州府县衙、地主庄园、佛寺道观，到妓馆酒楼、勾栏市井、荒村野店、绿林山寨，从地域空间的极为广阔，到各色人等的并列杂陈，《水浒传》堪称是宋元社会世态万象的全景式扫描；从官民对立、忠奸对立，侠邪对立之暗隐统绪，到儒、道、佛三教共存互动之显形景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