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赴美旅游考察报告

赴美旅游考察报告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

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专门讨论国际社会的态度。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９０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１２］；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１３］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

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１４］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eofplanetarycocioue），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１５］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ＮＧＯ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１６］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cioue）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gt;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ＮＧＯ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１７］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２．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好范文版权所有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

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１８］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３．ＮＧＯ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ＮＧＯ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ＮＧＯ，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１９９３年年鉴的统计，１９０９年，全球范围的ＮＧＯ为１７６个，１９７２年达到２１７３个，１９９２年超过２７１９０个。ＮＧＯ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ＮＧＯ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ＮＧＯ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ＮＧＯ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ＮＧＯ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１９９２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１４００个ＮＧＯ的４０００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１６７个国家的２５０００名代表不同ＮＧＯ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ＮＧＯ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ＮＧＯ的代表９７８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ＮＧＯ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ＮＧＯ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ＮＧＯ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ＮＧＯ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ＵＮ实际上是ＮＧＯ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ＮＧＯ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ＮＧＯ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ＮＧＯ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２１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ＮＧＯ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ＮＧＯ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ＮＧＯ，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ＮＧＯ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１９］

４．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好范文版权所有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２０］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２１］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２２］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９８年元月初稿

注解：

１．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５月第１版，第１－２４页。

２．HaroldandMargaretrout,TheEcologicalPerectiveonHumanAffairswithecial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1965.

３．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ury,eds.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Actors,Interests,andItitutio,ClarendonPre,Oxford,1992.

４．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１５３页，金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１版。

５．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１版）第５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１７７页至２２５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６．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７．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９页。

８．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４页。

９．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373-397.

１０．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１６９页至１７１页。

１１．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１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１２．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45-46.

１３．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３７３页至３７５页。

１４．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第３１０页。

１５．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１６．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THEORYTODAY,ThePe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1995,P148.

１７．A.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150-152.

１８．《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６０页。

１９．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２０．２１．OranYoung,“Interdependencein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Journal24,Autumn1969,P728.

２２．HenryShue,“Ethics,theenvironmentandthechanginginternationalorder”,InternationalAffairs71,3(1995),453-461.

第二篇：赴美旅游考察报告

赴美旅游考察报告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专门讨论国际社会的态度。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９０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１２］；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１３］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

第三篇：2002年赴美考察报告

2002年赴美考察报告

一、美国农业概况

二、主要考察内容

（一）农业资源利用管理方法，农业科技发展动态

1、考察团拜访了位于华盛顿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简称ideals）、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简称

ifpri，考察了解他们在农业资源利用管理方法，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国际农业生命科学发展教学所ideals是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性的、非营利的组织，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团体提供管理上的、技术上和概念上的服务。它在60个专业中保持包括超过

300个专家的人才资源。近期，ideals正致力于农业生产资源、增加农产品产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并关于中国应该发展什么类型的农业，既可维持农业经济增长，又可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进行了交流。特别提到了水资源的问题，水资源是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表面水和地下水的保存和管理是极端的重要。如何让有限的水得到最好的利用，保护水的质量，而且避免污染是需要立即注意的主题。除此之外,对如何不损坏生态系统而发展新的水资源等课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农产品的处理和食品安全。ideals介绍了对农业食品安全的观念和标准、发展处理技术和食物科学。据他们介绍，美国正研究利用近红外技术解决食品检验问题。另外，它们在动植物胚胎细胞性别检验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项技术的成功，将可以大大提高农、林、牧等农产品的产量。

2、考察团拜访了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实际上是一个农业经济研究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联邦政府及其他机构提供经济分析支援。把全球农业作为一个竞争的农业系统。经济局按照自己的研究课题，收集分析来自于全国甚至全球数据，作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和估计，有许多重要的统计数据需要定期更新并向有关部门提供。

近几年来,由于贸易规则及国内政策的变化,新技术的发展等问题都将使美国农业和农民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经济局正研究影响美国食物和农业部门的竞争力的因素和其他的经济焦点问题。

经济局设有资源与环境经济分析处、食物与农村经济分析处、市场与贸易经济分析处及电子计算及出版服务处等四个部门，涉及的研究的范围有：安全的食物供给体系，包括食物的数量、种类、健康及营养；资源利用与环境的协调

；农业生产和环境的协调

；城市与乡村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农业科研和生产力

；农场和日用品政策

；耕种财政的管理；耕种经济成本管理；农场的危险管理；现代农场的结构；有机种植和美国农业贸易、国外农业经济政策等等

由于美国的农产品远远地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要维持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确保美国农业的经济生存能力，政府的另一项职能是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农场主的种植欲望。所以经济局还需要把有关农产品国际市场信息、风险及国外政策等向农民提供。

3、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是一个国际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识别并且分析各有关政策，为可维持地符合发展中的世界食物需要。ifpri研究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减轻贫穷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实施的政府行为等，分析各项农业政策产生的作用与效果。通过

ifpri的政策分析,使其成果直接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机构在帮助贫穷者的政策制定及资金投入中发挥作用。同时，ifpri

还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开展研究或合作，帮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和团体减少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投入方面的失误。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学会

(ifpri)的研究职员来自约

20个国家,大约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ifpri的研究领域包括：环境和生产技术、食物消费和营养、市场和结构、贸易和整体经济、政策和投入的实际效果等。例如，它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研究，分三个层次：全球、地区及农户，建立了全球水资源及利用模型。该机构也对我国水资源的开采及利用提出了建议。

另外，它们在对发展中国家农村投入效果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

⑴

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对农民脱贫效果显著；

⑵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对提高农产品产量效果显著；

⑶

增加农村道路建设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效果显著；

⑷

增加水利设施投入对农村经济效果不明显。

ifpri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各国及有关团体的资助。现在该学会与300个左右的机构合作，这些机构有地方性的、国家的和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研究机构。

（二）农机生产企业考察

考察团考察参观了位于东莫林（moline）的john-deere（迪尔）公司

迪尔公司总部设在一个环境优美的丛林之中，占地面积约1000公顷，办公大楼始建于1964年，并于1978年扩建成目前的规模，办公面积80万平方英尺，约有1500名员工，大楼设计为全封闭式，公司建筑的设计及建设非常有特色，具有世界一流企业的气魄。

拖拉机制造公司是john-deere的一个骨干企业，位于爱奥瓦州waterloo（滑铁卢）。john-deere拖拉机制造厂1837年起家，从生产铧犁开始，到目前生产各种规格的拖拉机（主要生产90~450马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生产公司。由于销售网络的作用，公司实行定单生产，全年根据用户的预定数量安排生产任务，几乎没有库存。

john-deere的联合收割机制造公司共生产7个型号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有冷加工、焊接、涂装、模具及总装等车间，69年~99年间共生产了20余万台联合收割机，john-deere的生产企业采用了当今一流的生产设备及管理技术。除了大量采用加工中心、焊接机器人、激光切割及柔性装配线等生产技术外，在涂装技术上，采用的“电解式上漆技术”是目前农机企业极少采用的先进技术。其大致工艺是：工件或机器在去油污、除锈及磷化处理并冼净后不进入烤干程序，而是直接进入电解池，池中是一定浓度的水溶性油漆溶液，被镀件浸没在溶液中，经过电流的作用使油漆均匀、致密地镀在工件表面，然后进入烘烤程序。john-deere公司在该套设备上共投资了约3000万美金。其主要优点是：

油漆质量好，涂层均匀致密；

节省成本。油漆得到充分利用，涂装工序简化；有利于环境保护。john-deere拖拉机制造厂整个生产过程、加工程序、组装检验机械化水平、自动化程度相当高。

三、感想与启迪

（一）服务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在美国访问中，我们体会到他们的各项工作都体现了为农民服务的过程。美国农业部为了保证其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保持一定的水平，配备了11万名公务人员到各州、郡、市甚至到农场提供各项服务工作，包括种植品种、规模，向农民提供各种技术、气象及国内外市场价格等信息服务。政府通过三项政策保护农民利益：为了在一定时期保证农民的收入，政府确定目标价格；对于达不到目标价格的差价，由政府进行差价补助；用鼓励修耕土地的补贴等方法来降低农民的种植欲望，以保证适量的产品量来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二）农业机械化要重视资源和生态的保护

（三）农业机械化要为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出力

在美国，使用机械的主要目的除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外，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在考虑减轻劳动强度的同时也开始充分考虑降低成本的问题，也常常遇到许多农机性能很好，但市场不理想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研制开发及推广新产品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问题，推广那些经过鉴定，质量可靠的新产品和技术，要引导农民利用农业机械进行服务，扩大单季作业面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四）要重视农业投入效果的评估

现在，各国都很重视农业方面的投入，无论在基础设施、科研教育、科普培训等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致力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但是，投入的效果如何？每一项投资起了多大作用？在考察中受到的一个启发是要重视农业投入效果的评估。在美国，非常重视投资效果的评估，他们不但对自己的各项投入进行效果比较和评估，对国外及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也进行了许多数据的收集和评估，并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和我们的现状相近的。

（五）要加快科研创新和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

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人才和技术的竞争。美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度现代化的农业赢得了理想的农产品国际市场。为了增加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我们要加快科研创新，吸收国外的新技术，在农业机械的生产和使用上要提高技术含量和档次。在农产品标准的制定、食品安全及检测技术、精准农业机械化技术等方面我们要紧紧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逐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2002年9月23日)

第四篇：2002年赴美考察报告

2002年赴美考察报告

农业部农机实验鉴定总站组织的赴美考察团一行17人，于2002年8月11日--30日赴美考察，团组成员分别来自于上海、江苏、福建、湖南、山西、宁夏等省、市、区的农机部门及部属事业单位的领导和专家，考察主要目的是了解美国农业生产及农业资源利用管理方法，农业科技发展动态、农机生产企业情况等。在美期间，先后拜访了国际农业生命科学发展教学所（简称IDEALS）、美国农业部经济局、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简称IFpRI）、John-Deere公司、农场主—RickNolan先生及洛山矶工业市商会（简称IMC）等单位，所到之处受到各拜访单位的热情接待并得到详细的介绍。通过考察使我们对美国的农业生产、管理、科研教育等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美国农业概况

在美国，农业生产总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农、林、渔业部门就业人数不足200万。全国有大小农场205万个，耕地面积17000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20%。农业生产高度发达，机械化程度很高，以高度商业化的家庭农场为基础，形成了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小麦、大豆、玉米是主要种植作物，粮食总产量为全球总产量的20%，其中大豆、玉米占世界总产量的60%，小麦总产量接近世界总产量的50%。由于美国农业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东部水资源充足，农产品产量大大超过本国需求，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出口来解决农产品的出路问题。为此，农业部及各州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包括补贴）来降低农民的农产品生产欲望，同时千方百计地为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寻求出路。九十年代末，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平均550亿美元。美国在研究和推广农业和农机技术时，非常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和耕地资源，重视发展可持续农业。

二、主要考察内容

（一）农业资源利用管理方法，农业科技发展动态

1、考察团拜访了位于华盛顿的Institute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ndEducationinAgricultureandLifeSciences（简称IDEALS）、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FoodpolicyResearchInstitute

简称IFpRI，考察了解他们在农业资源利用管理方法，农业科技发展现状。

国际农业生命科学发展教学所IDEALS是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性的、非营利的组织，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团体提供管理上的、技术上和概念上的服务。它在60个专业中保持包括超过300个专家的人才资源。近期，IDEALS正致力于农业生产资源、增加农产品产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并关于中国应该发展什么类型的农业，既可维持农业经济增长，又可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进行了交流。特别提到了水资源的问题，水资源是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表面水和地下水的保存和管理是极端的重要。如何让有限的水得到最好的利用，保护水的质量，而且避免污染是需要立即注意的主题。除此之外,对如何不损坏生态系统而发展新的水资源等课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农产品的处理和食品安全。IDEALS介绍了对农业食品安全的观念和标准、发展处理技术和食物科学。据他们介绍，美国正研究利用近红外技术解决食品检验问题。另外，它们在动植物胚胎细胞性别检验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项技术的成功，将可以大大提高农、林、牧等农产品的产量。

2、考察团拜访了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局实际上是一个农业经济研究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联邦政府及其他机构提供经济分析支援。把全球农业作为一个竞争的农业系统。经济局按照自己的研究课题，收集分析来自于全国甚至全球数据，作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和估计，有许多重要的统计数据需要定期更新并向有关部门提供。

近几年来,由于贸易规则及国内政策的变化,新技术的发展等问题都将使美国农业和农民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经济局正研究影响美国食物和农业部门的竞争力的因素和其他的经济焦点问题。

经济局设有资源与环境经济分析处、食物与农村经济分析处、市场与贸易经济分析处及电子计算及出版服务处等四个部门，涉及的研究的范围有：安全的食物供给体系，包括食物的数量、种类、健康及营养；资源利用与环境的协调；农业生产和环境的协调；城市与乡村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农业科研和生产力；农场和日用品政策；耕种财政的管理；耕种经济成本管理；农场的危险管理；现代农场的结构；有机种植和美国农业贸易、国外农业经济政策等等

由于美国的农产品远远地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要维持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确保美国农业的经济生存能力，政府的另一项职能是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农场主的种植欲望。所以经济局还需要把有关农产品国际市场信息、风险及国外政策等向农民提供。

3、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FoodpolicyResearchInstitute是一个国际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识别并且分析各有关政策，为可维持地符合发展中的世界食物需要。IFpRI研究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减轻贫穷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实施的政府行为等，分析各项农业政策产生的作用与效果。通过IFpRI的政策分析,使其成果直接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机构在帮助贫穷者的政策制定及资金投入中发挥作用。同时，IFpRI还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开展研究或合作，帮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和团体减少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投入方面的失误。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学会(IFpRI)的研究职员来自约20个国家,大约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IFpRI的研究领域包括：环境和生产技术、食物消费和营养、市场和结构、贸易和整体经济、政策和投入的实际效果等。例如，它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研究，分三个层次：全球、地区及农户，建立了全球水资源及利用模型。该机构也对我国水资源的开采及利用提出了建议。

另外，它们在对发展中国家农村投入效果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

⑴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对农民脱贫效果显著；

⑵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对提高农产品产量效果显著；

⑶增加农村道路建设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效果显著；

⑷增加水利设施投入对农村经济效果不明显。

IFpRI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各国及有关团体的资助。现在该学会与300个左右的机构合作，这些机构有地方性的、国家的和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研究机构。

（二）农机生产企业考察

考察团考察参观了位于东莫林（Moline）的John-Deere（迪尔）公司

迪尔公司总部设在一个环境优美的丛林之中，占地面积约1000公顷，办公大楼始建于1964年，并于1978年扩建成目前的规模，办公面积80万平方英尺，约有1500名员工，大楼设计为全封闭式，公司建筑的设计及建设非常有特色，具有世界一流企业的气魄。

John-Deere（迪尔）公司在全球范围有雇员4万4千人，并在17个国家设立生产工厂，共有约133个包括生产工厂、销售公司、科研机构，与160余个国家有业务往来。在莫林有8300余职工，拥有12个设施，其中包括工厂、科研中心、零部件中心及总部大楼等。尽管多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尤其是农机生产企业度日艰难，但迪尔公司每年都有良好的经济业绩。

拖拉机制造公司是John-Deere的一个骨干企业，位于爱奥瓦州Waterloo（滑铁卢）。John-Deere拖拉机制造厂1837年起家，从生产铧犁开始，到目前生产各种规格的拖拉机（主要生产90~450马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生产公司。由于销售网络的作用，公司实行定单生产，全年根据用户的预定数量安排生产任务，几乎没有库存。

John-Deere的联合收割机制造公司共生产7个型号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有冷加工、焊接、涂装、模具及总装等车间，69年~99年间共生产了20余万台联合收割机，2001年在北美市场销售了8000台，但这是较差的业绩。如9550型联合收割机的售价在20万美元以上，最新的9750型机器安装了GpS系统，售价在30万美元以上。

John-Deere的生产企业采用了当今一流的生产设备及管理技术。除了大量采用加工中心、焊接机器人、激光切割及柔性装配线等生产技术外，在涂装技术上，采用的“电解式上漆技术”是目前农机企业极少采用的先进技术。其大致工艺是：工件或机器在去油污、除锈及磷化处理并冼净后不进入烤干程序，而是直接进入电解池，池中是一定浓度的水溶性油漆溶液，被镀件浸没在溶液中，经过电流的作用使油漆均匀、致密地镀在工件表面，然后进入烘烤程序。John-Deere公司在该套设备上共投资了约3000万美金。其主要优点是：油漆质量好，涂层均匀致密；节省成本。油漆得到充分利用，涂装工序简化；有利于环境保护。John-Deere拖拉机制造厂整个生产过程、加工程序、组装检验机械化水平、自动化程度相当高。

三、感想与启迪

（一）服务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在美国访问中，我们体会到他们的各项工作都体现了为农民服务的过程。美国农业部为了保证其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保持一定的水平，配备了11万名公务人员到各州、郡、市甚至到农场提供各项服务工作，包括种植品种、规模，向农民提供各种技术、气象及国内外市场价格等信息服务。政府通过三项政策保护农民利益：为了在一定时期保证农民的收入，政府确定目标价格；对于达不到目标价格的差价，由政府进行差价补助；用鼓励修耕土地的补贴等方法来降低农民的种植欲望，以保证适量的产品量来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二）农业机械化要重视资源和生态的保护

在美国，农业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食品的安全都受到严格的规定。对比我们的农业生产现状，农产品农药残留高、水土流失、水资源利用率低、化肥农药施用不科学等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作为农机部门，应积极推广节水、节肥、节药、节油和防止耕地资源风蚀的机械化技术与产品，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发展机械化旱作农业、机械化雨养农业（美国中部及西部主要是雨养农业），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非常重视研究推广蓄水保墒的机械化耕作技术。美国现在大力发展精准农业，把现代航天和卫星技术用于农业。如在农业耕作机械化上安装了电脑与卫星系统连接，电脑机收到反馈信息发出指令，使农机自动地施肥、打药、喷水，即降低成本，又提高农产品质量，美国高新科技应用占农场17%，计划2005年再提高6%。

（三）农业机械化要为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出力

在美国，使用机械的主要目的除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外，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在考虑减轻劳动强度的同时也开始充分考虑降低成本的问题，也常常遇到许多农机性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