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历史上关公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型

关公文化，是指与关公相关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集合体。其中，关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人格气质及其对国内外社会精神的深刻影响是历史上的关公文化的核心支点。

学界谈及文化传统问题时，通常将其区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前者指社会精英使用其所掌握的文字工具记载下来的文化传统，它多半由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所创造和主导；后者指城乡社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主要由下层大众通过节日、礼俗等社会活动所体现和推动。

而历史上的关公文化却是集大传统和小传统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现象，特别是在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关公文化呈现出自身的卓特品质，我们从这里既可以清晰地看到关公文化史的源远流长，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从关羽、关公到关王、关帝不断升腾的神圣火焰。

关公文化所蕴含的深层道德意蕴是什么？我们如何从近两千年的关公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来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编织出更为瑰丽的壮阔图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次光明讲坛所要讲述的内容。

升 由人到神：多面关公的不断擢升

关羽本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东汉末年刘备集团的重要将领，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运演，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间信仰中最为著名的神祇之一。在中国古今社会，无论是繁华闹市还是穷乡僻壤，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凡夫家中，皆可寻觅到扑朔迷离乃至变化万千的关公身影。关公的地位上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这些三国时代政治地位远在关公之上的领袖人物黯然失色，甚至在民间能够比肩代表高雅文化的“万世师表”的孔子。

关公何以成为中华民族雅俗共赏的杰出神祇？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追根溯源。历史上对关公最真实的记载出自西晋时期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关羽传》，但该书对关羽的记载仅有900 多字。之后裴松之搜集史料 200 多种，完成《三国志注》，多出原文十数倍，对关羽生平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述。在之后的历代史书中，对关羽的记载多少不等，但真正将关羽形象推向高、大、上巅峰的作品，当属元末明初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综合上述各种文字材料，可将关公的生平事迹概括如下：关公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为云长，河东解良人，即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解州人，他生于公元 160 年，卒于公元 219 年。关羽年轻时除暴安良，曾怒杀当地恶霸吕熊，之后逃往外地，在河北涿州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在其 50 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驰骋疆场，辅佐刘备的三国鼎立大业。在近2000 年的关公文化历

史发展过程中，关公文化留下了众多遗存，作为关公故里的山西运城就是其中之一。据《关氏家谱》记载，当年关羽逃往外地后，官府欲将关姓族人赶尽杀绝，关羽父母年迈体弱，行动不便，为了不连累儿子，投井自溺而亡。关姓其余族人被迫外迁，有的就近隐姓埋名，有的远走他乡，其中一支沿路向北，迁往安邑古村（即今天的山西运城北相镇西古村）。运城当地有众多关公文化遗存。比如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关帝家庙，它位于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西，明代和清代经过多次扩建和修葺，于200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著名的解州镇关帝庙，是目前海内外保存最完整、规格制式最高、占地面积最大的关帝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要寻找历史上关公崇拜成为中华民族影响最为广泛的神祇崇拜这个历史现象的答案，就必须对关公由人到神的历史流变过程及其被不断擢拔升华的运演轨迹进行探赜索隐。

历史形成的关公文化中，关羽实际有多重面孔。

首先，正史记载中瑕不掩瑜的关羽。学界之所以将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传》视为记述关羽的可靠材料，不仅因《三国志》被列为正史使然，更因它是介绍关羽生平的最早史料，且《三国志》中的关羽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凡人，在他身上既有卓尔不群的优点，诸如：忠义扶汉、勇冠三军等；又有常人无可避免的缺点。如描写早期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时，“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

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可见，关羽与刘备私下里亲密无间，但在公开场合又高度维护刘备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描写关羽心理活动和性格特质时，“羽闻马超来降，旧非古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里把关羽心高气傲、争强好胜、彰显自我的人格特点述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正是因为陈寿对关羽瑕不掩瑜的客观真实记述，才使《三国志·关羽传》获得了信史的可靠地位。

其次，文学艺术中完美无瑕的关公。关羽在世时就有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被吴国杀害后，对他的各种传闻更是广泛流行于历代市井说唱艺术之中，如元代关汉卿就写有《关大王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等作品，但真正将历史记载中真实的关羽升华为“文学艺术中完美的关公”，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功劳当拔头筹。在该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关羽”变成了“关公”，在人们心目中关公逐步演变为不可亵渎、神圣无比的精神偶像和道德楷模。除小说之外，以关公题材为主的各种戏剧、雕塑、绘画、楹联等，也是历代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改革开放后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更是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极大地强化了关公在人们心目中完美崇高的伟岸形象。

再者，民间信仰中无所不能的关公。关公在世时就已经被民间百姓所崇拜，后经一千多年的氤氲化润，我国儒、释、道三家均把其奉为神明，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三教通神”，在民间百姓的心目中，他更是演变成了“民间全神”和“万能之神”。农民供奉关公，祈愿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工人尊敬关公，祈愿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商人尊敬关公，意在发财致富，义中求利。仅以关公被尊为武财神为例，就有各种版本的传说，其中之一是：关公年轻时曾以磨豆腐谋生，他精于理财记账，发明了“日清簿”，商家效仿，称关公为理财神。南方人则认为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锋利无比，锋利的“利”字和丰厚利润的“利”字是同一字，故关公被视为武财神。

最后，封建王朝祀典中至上圣帝的关公。关公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曾获得过封建王朝的大量封号和谥号，生前他曾被封为别部司马、中郎将、徐州太守、偏将军、汉寿亭侯、荡寇将军等。死后更是获得历代王朝的众多谥号，特别是宋、元、明、清四代，在众多皇帝的大力推崇下，关公的地位一路飙升，逐步成为皇家祀典中的至上圣神。如：宋徽宗赵佶封其为“崇宁真君”，宋高宗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封关公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到了明代，对关公的谥号开始由“王”晋升至”帝”，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朱翊钧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统治者对关公的封谥有增无减，乾隆三十二年，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光绪五年，对关公的封号

长达 26 字，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此外，清代对关公的崇拜做出了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即“县县设文庙（孔庙），村村设武庙（关庙）”，致使关帝庙的数量远超孔庙，关帝由此成为全民崇拜的对象。

涵 历史上关公文化的核心内涵

历史上的关羽之所以经历由人到神的擢拔跃升，既有身居庙堂的高官显贵出于维护统治利益需要而大力提倡使然，也有遥远山村的草根小民为摆渡迷茫心灵而需要渡船所致，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关公的道德品行和人格气质满足了不同时代价值信仰重构的精神需求。质言之，在关公身上蕴含着历史上的中华民族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历史文脉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那么这种核心内容是什么？主张刚、毅、直、俭者有之，认为孝、悌、忠、信者有之，可谓众说多岐，未归一是。笔者在此删繁就简，将关公文化道德意蕴的核心内涵归纳为：忠、义、仁、智、勇。

忠：“忠”在中国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位置，曾参对孔子思想作过概括：“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孔子自己谈到君臣相处之道时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宋代大儒朱熹将“忠恕”二字释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而在历代皇帝给关羽的谥号中，“忠”字一直占据核心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上的关羽以“兴复汉室”“志存一统”作为人生的基本信念，以“春秋大义”“尊刘贬曹”作为自己的正统史观，以“宁死不屈”“忠节相尚”作为自己的人格追求。当时刘备兵败投靠袁绍，关羽被迫降曹仍旧维持对刘备的忠心。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之所以极力推崇关公，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忠君守义、武艺高强的关公来激励自己的文臣武将们能像关公一样，尽忠心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义：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范畴，“义”包含主体的道德人格、处理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等多重含义。首先，孔子把“义”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义”很多时候还被延伸为人外在仪表的端庄合宜，如《说文》曰：“义，己之威仪也。”又云：“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其次，义被用来指涉处理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如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等，《孟子·告子上》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关公身上，“义”是仅次于“忠”的重要道德品格，同时也是关公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准则。就其“义士”品格而言，在正史《三国志》以及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关公都保持“守信重义”的义士形象，忠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都与关公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关公的义士形象也体现在后人作品对其仪容仪貌的描绘上面，很多小说将关公美化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仪态轩昂、正气凛然的英

雄形象。除此之外，关公文化中包含的众多民间传说，也反映了关公处理义利关系时所遵循的“先义后利”原则，如湖北荆州是历史上关公事业巅峰和功败垂成之地，当地就流行着一种传说，当年关公镇守荆州，曾有一些地痞流氓侵害当地商家利益，关公秉公办案，在制裁各种不法行为的同时，鼓励商家要“重诺守信”“童叟无欺”，于是，当地众多商家悬挂关公画像于店中，既是要借关公威名自我保护，也是要彰显本店秉持关公倡导的“以义获利”的商业伦理原则，以此吸引更多顾客。由之，使关公逐步演变成了“武财神”，并进而传遍全国各地。

仁：儒家的仁爱发端于家庭血缘亲情之中，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说“仁者爱人”。孟子认为可以将仁爱推己及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爱在儒家美德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各种美德赖以生成的内在根基，并渗透到其他各种德目之中。这种仁爱反映到关公身上，就是以仁德行政，仁爱广土众民，亦即同情人、尊重人、理解人、善待人、帮助人。在历史上关于关公的民间故事中，关公特别关怀下层部属和普通士兵，他镇守荆州多年，深得百姓爱戴。在河北省涿州市的楼桑庙村，有一座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三义馆，在专门讲述关羽故事的展厅内，记录着一则“簪打姚斌”的民间故事，据说姚斌是一位独行大盗，经常劫富济贫，深得人心。姚斌母亲病重时，郎中告知，只能用一匹上好战马的心脏才能救治，当时人人皆知关公的赤兔马是最好的战马，姚斌救

母心切，就乔装打扮成关公的样子来偷马，结果被营中官兵识破，姚斌被抓起来准备问斩，但关公得知他是为了治疗母亲疾病来偷马时，有感于他的孝心，免其死罪，只是让手下将领用簪子象征性地对其加以敲打。

智：这里的“智”等同于“知”，儒家《大学》篇把“格物致知”视作君子学以成人的前提条件，“格物”就是通过不断钻研去掉虚伪不真的杂质，“致知”就是要穷究根本、沿波讨源、找到事物最内在的发展规律。此外，儒家文化所探讨的“智”除了强调通过学习来提高君子的“智识”外，还高度重视君子对所学“智识”的贯彻执行，故在《中庸》中孔子讲：“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而历史上关公信仰中的关羽，恰恰通过自己的“格物致知”和“力行不怠”，走向了古代君子修己以安人的至高境界。在世界各地的关公庙中，几乎都有关公“手着长髯，夜读《春秋》”的座像，山西运城解州的关帝庙还专门建有“春秋楼”，旁书楹联：“青灯观青史，着眼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鼎三分。”关于关羽读《春秋》，很多人认为《春秋》所记皆是“道义”，强调的是关公要从中汲取“道义”的力量。而我认为，孔子晚年编纂《春秋》一书，集其终生智慧于其中，内涉政治、经济、社会、天文、地理等诸多知识门类。古人强调关公读《春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后人看到一个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关公形象，这个信仰之中的关公既能格物致知、好学深思，又能身体力行、带兵打仗。在关公民间故事中，反映其智谋的案例众多，如关公在荆州任上，修整工事、囤积粮草、训练兵士，军容军纪焕然一新，为荆州防御和日后北伐做好了充分准备，表现出高度智慧的统帅之才。他更熟悉地理、洞察天时，利用秋季暴涨的河水，水淹七军，取得辉煌战果。

勇：勇毅力行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一种行为品质，也是在道德意志层面所体现的一种崇高美德。孔子把“智、仁、勇”视为君子的三达德，其中仁是核心，智的本质就是知仁，而勇就是行仁，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知、情、意的完整德性体系。孟子更是认为，要使一个人的道德信念不被利益得失所动摇，达至“不动心”的境界，就必须有“勇”的顽强品格，孟子还区分了血气之勇、义气之勇和恪守道德信念的“大勇”。其中，在利害当前时，能够择善固执，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敢于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正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可杀而不可辱”。上述品格在关公信仰中的历史叙述中得到了完美诠释。比如《三国演义》中就专门加工创作了关公“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以及脍炙人口的“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等等经典故事，这些流传多年的故事，正诠释了中华民族对“忠诚”与“勇毅”的深刻含义。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在关公的忠、义、仁、智、勇五种德性之中，忠、义集中反映了关公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时呈现出来的道德风貌，仁则是忠、义行为赖以

生成的价值根基，智、勇则是关公以仁为基础，逐步生成的个人杰出才能的集中体现。在这五者之间，仁是联结关公德与才综合素质的核心和枢纽，正是忠、义、仁、智、勇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形塑出历史上关公信仰中那个德才兼备、“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关公形象。

换 关公文化及其道德伦理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悠久的关公文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如果不加以合理利用，精神财富也可能变为思想包袱。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科学看待关公文化：一方面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关公文化，充分发掘有关文化经典、历史遗迹、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复古主义的双重消极影响，大力推动关公文化实现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型升级。我认为，要完成这一任务应高度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具备历史大纵深的弘远视角，不断推动关公文化的综合创新。历史上的关公文化形成于中国传统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因素相互结合构成的家国同构型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步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劳动密集型的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城市和城乡之间现代运输网络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和生存方式。这种长时段、大范围、深刻性社会结构变迁，某种程度上，要求我们在弘扬关公文化精髓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赋予关公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使历史流传的关公文化的基因内核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比如，作为关公故里，山西运城自 1990 年以来，每年都要举办关公庙会、关帝巡城、关公文化节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其中的“金秋大祭”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仿古祭祀表演流程，那么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将更多现代化元素加入到“金秋大祭”流程之中，强化其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属性？又比如，在传播关公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时，如何通过现代通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手段来实现？如何建构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关公文化资源数据平台？上述问题皆是关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亟待求解的问题。

二是要拥有国际宽视域的开阔胸襟，持续拓展关公文化的海内外传播渠道。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大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山西运城以关公文化为载体，不断加强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文化成果，诸如：通过邀请海外文化名人举办关公论坛，扩大关公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关公圣像赴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巡游，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通过举办关公文化节吸引海内外游客，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上述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关公文化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但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仅是在华夏文明圈内开展起来的，如何“跨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关公文

化传播格局，使更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关公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还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三是要站在时代新高度，努力完成关公道德伦理思想的转型升级。历史形成的关公文化，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示，特别是关公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思想，也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关怀意义。比如关公文化中赋予关公的忠于国家、义于社会、仁于施政、智于自然、勇于担当诸多积极因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富强、社会正义、与人友善等方面，均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而关公文化中对忠贞不二、以义制利、扶弱济困、好学深思、勇毅力行等优秀品格的推崇，对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也是有相当价值的。

总之，我们应能从历史大纵深、国际宽视域、时代新高度正确对待关公文化，不断地促使它不泥于一曲，不止于古步，从而会让关公文化与时俱进并再现辉煌。

第二篇：关公文化

关公文化

在中国，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庙有很多，过去在各个城邑都有这类建筑。而武圣关公庙在海内外数量及规模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文庙。有人说，关公是一种文化，关公是一种精神。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细说关羽简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关羽传》在正史《三国志》中不过九百多字，得到的评价也并不算高，陈寿曾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但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在清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了。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以上这幅清代关庙中的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

至今海内外华人，仍然有关老爷、关帝君、武圣人、关帝公、关圣、恩主公、帝祖公等敬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很有意义。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伦理、哲学、民俗一起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关公崇拜实际上隐藏着的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关公文化的多彩世界。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关羽成神究竟是受到《三国演义》传播的影响，还是相反？从现在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来，从唐宋到元明清，都是关公成神的传说早于三国故事的流传。正因如此，历代三国小说、戏曲中才会出现很多围绕关公的虚构故事和人物。一般认为，小说《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剧的流行，是形成后世关公崇拜的主要原因。但如仔细排比史实，会发现因果恰恰相反：每次社会上的关公崇拜升温，都会带来小说和戏剧的新一轮流行和演变。《三国志演义》一向有「七实三虚」之说，在《三国演义》中虚构增益最多其中一个人物，也许便是关羽的事迹吧。

关羽后来获追谥为壮缪侯，由关羽之子关兴继承他的爵位。关兴字安国，年纪轻轻就有美名，丞相诸葛亮非常器重关兴的才干，年仅弱冠便当上侍中、中监军的官，但可惜的是过没几年就死掉，由关兴的儿子关统继承爵位，关统尚公主（也是就做了刘禅的驸马），官做到虎贲中郎将。关统死了之后没有儿子继承，遂找了关兴的庶子关彝继承。

《三国志．关羽张飞传》评言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的确这些说法在《三国志》里屡见不鲜，在《魏书》、《吴书》的传记里，一再出现关羽是「万人敌」、「熊虎将」，或者「勇冠三军」、「勇而有义」等等赞词。很多人会认为这已经是史家定论，但是对于关羽、张飞的负面评价，后人并不认同。清代即有人为关帝庙题对联说：

「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

后世尊崇为帝，敢乎？论《春秋》大义，还是汉臣。──王午山题山东临淄孙家店关王庙」

又有人题联说

「平生为昭烈帝誓殄国仇，虽傲矜亦义勇所在；今日与文宣王抗衡庙食，是豪杰可圣贤之徵。──梁卓涛题长沙广福庵关帝神座」

明确提出对于陈寿定评的驳难。到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乾隆皇帝特谕更改刘禅封赠关羽的「壮缪侯」谥号为「忠义侯」，严厉指责陈寿修史「不公」，并把自己的理解加于《三国志》，宣谕「传信万世」：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忠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为公？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独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该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虑难以更易。着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本，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可见后世对于关羽的评价，有过一段「正反合」的曲折过程。实际上在《三国志》记叙本身，关羽形象就具有非常崇高的人格特质，这是一种内塑的天性，而非因外在风气所导致。

关公崇拜之形成 荆州民间崇信

楚地自古崇尚巫风，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的说法。《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习犹故。《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荆州是关羽一生事业的顶点，也是他功败垂成之地。总的说来，整个三国时期，江陵城并没有经历多少战争的摧残。但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荆州由于控制长江下游的战略地位，自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所以战事频繁。南方想占领江陵，像关羽一样作为北伐基地；北方占领江陵，则想仿照西晋平吴，钳制长江中游，然后顺江而下，「王浚楼台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按：唐人刘禹锡诗句）正在这个时期，江陵城内出现了一位十分灵验的「城隍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北齐书．慕容俨传》）「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北齐书．陆法和传》）有理由认为，这位城隍神便是曾经修筑坚固江陵城的关羽。现存最早的唐代关羽祠碑文就说：「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而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2005年在荆州城隍庙遗址出土的陶制关羽神像，这也是现今发现最早的一尊关羽神像。因此关公有可能就是那一时代荆州的城隍神。

唐代诗人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言：「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由于荆州扼守长江中游要道，既可北上襄樊，直达中原；又能东去江汉，顺流江淮，在荆州成神的关公神迹及形象，也会顺着这条东西南北的通途大道，传播到四方的。

大体而言，关公信仰的中心地区经过了四次大范围的转移：第一次是隋唐时以玉泉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第二次是北宋以解州为中心的山陕河洛地区；第三次是元明清以京师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第四次是明代中叶以「抗倭」为标志的江浙闽广地区。这几次转移几乎覆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地带，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全国，又随华人迁徙面向世界。

佛教与关公崇拜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一位高僧出现在湖北玉泉山中的小石窟中，他是因为佛教势力还没有在荆、湖一带发生应有影响，特地到这里来捐募建庙的。这位高僧就是被称为「天台大师」的智顗。这一年他56岁。一年以后，即在此地开讲说法，信众如云，俨然伽蓝精舍，并且与润州栖霞寺、台州国清寺和灵岩千佛殿并称「天下四绝」了。

智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奇僧。他俗姓陈，华容人，先世为梁朝显宦。自幼习儒习道，后转入佛门，陈宣帝及隋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都礼之为国师。他创立的「天台宗」被陈寅恪认为是「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一方碑刻认定就是他做了个梦，才使关公父子识得前衍，皈依佛门，并为创建玉泉寺出力的。后来还有禅宗北派六祖神秀（公元606─706年）来到玉泉山创建道场，欲毁一祠，又梦见关公「提刀跃马，于云雾之中往来驰骤」，具言前事。神秀遂欣然以关公作为护法伽蓝。至今玉泉山犹立有明万历年间碑刻「关云长显圣处」，和清代嘉庆年间的「最先显圣之处」证实着这段佛门因果。而且至迟从唐代开始，玉泉寺就有关羽祠。这可视作关公信仰的发端。

天台宗和禅宗的相继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佛教最初记述中的「关公信仰」，也是其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弘治本《三国志演义》卷之六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声言「贫僧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后又在玉泉山结茅，因应关羽「还我头来」的痛苦呼喊，而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前孽的「普净」，其实就是这个佛教故事的演义版。

道教与关公崇拜

中国早有「黄帝战蚩尤」的传说，这是关乎远古时期中原两大部族战争，决定中华民族最初走向的一项历史大事件。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述，所以长期以口传形式存在于神话之中。先秦载入各种典籍，已出现多重歧义，以致历代分证，代有异说。

「关羽斩蚩尤」就是依附「黄帝战蚩尤」传说而来的。实际上与道教派别惯于「托祖」以自高门楣，自我作古的习俗有关，其间还涉及到北宋政治财政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最早记述这个故事的，是被视为《水浒传》祖本，成书于宋元年间的《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大略为北宋崇宁五年夏天，山西解州盐池有蛟作祟，「布气十余里，人畜在气中者，辄皆嚼啮，伤人甚众。」皇帝请第三十二代天师张继先平息，很快成功。宋徽宗抚劳其功，张天师说是蚩尤作乱，是请来两位神将出力的。「一神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鸣山神石氏也。』言迄不见。帝遂褒加封赠，仍赐张继先为视秩大夫，虚靖真人。」这部分解释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宣和五年正月乙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元明清历代续有记述，但年代、人物显有不同。

金人侵宋，强索解州池盐。南宋只有靠海盐继续维持财政。但是解盐「不劳人力，自然生成」的神奇，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其灵异毕竟是南渡将吏不能忘怀的，因此「关公斩蚩尤」神话应该是南宋失去了这块聚宝盆以后，道教对于解州池盐支撑国家财政的宗教想象。而正一派张天师所以推出并且不断扩展这个神话，一来是正一派宋代以来地位不断提升，二来是张天师一系素来与盐利有关，三来是张天师已然托祖黄帝，所以乐于承袭黄帝神话的余绪。

金元以后，全真道和其他道教派系也陆续接受了关公神话及其灵迹，如全真道曾以关羽为四元帅（或四天将）之一，至今武当山道观犹与马、赵、温同塑一堂。元代蒙古大汗封敕关公的徽号也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如至顺二年（1331年）封为「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使，兼提调诸宫神刹、无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佞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并且开始出现托名关公的道经，如《道藏》收辑的《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关王妙经》中，则称关公为：

「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气七阶降龙伏虎大将军，崇宁真君雷霆行符伐恶招讨大使、三十六雷总管酆都行台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狱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杀鬼大元帅。」

显然大大提高了关公的神权，道教亦借此增加其影响力。也为日后关公被明代封敕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圣帝君」，以至近世台湾传出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说法奠定了基础。

忠义神勇之传播

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已经是一流美誉。「白马」之战中，关羽「望见（颜）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袁）绍将莫能当者。」尤其是都督荆州，相机北伐，杀庞德、擒于禁、「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离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恢复中原」战略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威震华夏」一语，为中国历代著史者仅有之颂词，尤其使后人心仪。故魏晋南北朝之武将，莫不以关、张自励。关羽既能够冲锋陷阵摧敌，又能够「守经从权」，委曲求全，随即千里投刘；既能节制一方，忠心卫疆，执行「北伐中原」的战略意图，又能够舍生取义，从容就死。所以被后人奉为「忠义仁勇」的典范。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武成王配祀增加关羽等，共64人。这时关羽已正式列入儒家祀典。宋代开宝、庆历年间，两次将关羽等人列入武成王配祀中。

随着佛道两教争相神话关羽，儒家尤其是理学出于「神道设教」的政治设计，也开创出一整套国家体制下的儒家祠庙祭祀制度，并且开始用儒学系统阐释关羽精神，他们以关羽「兴复汉室」作为「《春秋》大一统」理念的标志，以「尊刘贬曹」为「正统史观」的泾渭，以「宁死不屈」作为「忠节相尚」的象征。随着理学在元明清时代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关羽形象也愈加完美了。

通俗文艺的传播

苏轼《东坡志林．怀古》说：「王彭尝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是苏东坡青年时任凤翔签判时，听长期在西夏前线担任军职的北宋勋旧王彭介绍的情况，这个现象应当出现在已经奉关公为「军神」的宋军驻西夏前线地带。首都汴梁，亦有「说话」，其中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时，曾说其中有一个艺人霍四究就是以「说三分」见长的。

从南宋开始，「说话」伎艺有了新的发展，原因一方面是宋高宗退位以后喜欢听书，「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平话」亦同「评话」，也就是在讲述故事人物时，不时插进点评，或属插科打诨的调笑，或属因果报应的勾连，或属道德是非的评判，其事倒不必符合史实。从北宋例以节庆赛会，里巷小儿，临时聚听的短篇说话为主，到南宋临安已经出现了数天、十数天到数十天的连续长篇讲史，逐渐发展成为「平话」。今存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福建建安虞氏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一个例证。全书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史书记载，但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大致相同，如张飞见黄巾，史书不载，而与杂剧《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情节相同。其中对于关公文字描绘较少，但若细看，会发现关公故事的许多关键所以简略，主要是留待说书人现场发挥。可以说，《三国志平话》的长篇结构和人物形象，已经为后来的《三国志演义》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序成于嘉靖壬午（1522年）。该书特色是依照理学的「尊刘贬曹」的历史价值观，尽量汰除于史无据之说，而于符合理学观念的虚构情节则不但予以保留，而且大加增益。比如关云长的「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护送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甚至大义归天后受神僧点化成神的情节，都作了充分发挥，关公形象也因之大大丰满起来。鲁迅评价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其续后版本，包括明清许多种文人名士评点本的出现和流行，才使三国故事得以大流传，而其中着力歌颂的关公形象，也因之泛化为受到不同地域、民族，各种社会阶层普遍崇信的「忠义」之神。

三国故事改编成戏曲在舞台上演出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唐玄宗李隆基始创梨园，三国故事的剧码更加增多。金元是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高峰期，现存剧码中三国戏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关公戏目非常突出，最著名的有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郑光祖《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

明、清时代对关羽不断地加官晋爵，关羽戏愈编愈多，称谓也随之而改称关圣、关帝了。乾隆时期特命庄亲王、张照等人系统地辑录和整理了供内廷演出的三国联合大戏《鼎峙春秋》共239出，其中关羽戏占了很大的比重，情节大部分来自《三国演义》。清代京剧起初剧码中就有155出三国戏，而以关羽为主角的则占到五分之一，并逐步形成了以饰演关羽为主的「红生」行当。清末，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班主程长庚与卢胜奎等人，参考《鼎峙春秋》等剧码，编演了从《马跳檀溪》至《取南郡》的36出联台本三国戏。可以说，戏曲亦推动了关羽的忠义及神勇形象，是关羽崇拜更趋普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帝王尊崇备至

关羽何时进入后世官方视野，并且累代崇封，逐渐攀升至护国佑民神祇的？其实经历过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最早敕封关羽，不过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为武成王。安史之乱以后，为了激励武将士气，唐德宗接受颜真卿的建议，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武成王庙增祀64员名将，其中刘蜀关羽、张飞都被列入其中。但不久以后（公元786年）就有丞相建议，姜尚祠庙只留张良陪祀，撤出其他将领。

宋朝开国时重订祀典，赵匡胤提出「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的完美标准，将关羽、张飞等22将黜出庙堂。但在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为了振奋军心士气，就恢复了原来的配祀。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已较其他诸将侯伯之爵优渥。随着金兵南下，关羽作为鼓励将士英勇奋战的榜样力量受到重视，南宋朝廷一再为关羽加封徽号，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此为宋代对于历代功臣烈士之最高封爵，亦为现存以关羽为祈雨神祇的最初记载。

金、元承袭了义勇武安王的封号，迳直称为「关大王」。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

明初朱元璋命关羽祠庙重新恢复「寿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列入祀典。嘉靖年间恢复「义勇武安王」爵号。

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治漕河，封高家堰关庙主神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为封关羽帝号之始。从此大运河沿途竞相建立关庙，以祈保人流物转之平安。此为后世关羽司职财神重要缘由之一。二十二年（1595年）敕解州关庙神主称帝，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关庙之神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为天下关庙俱可称帝之始。自此关羽成为无上尊神。

清兵入关以前，满洲朝廷已经开始崇敬关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

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比隆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咸丰四年（1854年）颁诏更定关庙祭礼，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

又清代自顺治开始，历代皇帝对于关公屡有崇封，光绪时达到22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为历朝人臣之最。

此外，清廷坤宁宫还特别保留有满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释伽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每年正月初二回神，每月初一，四月初八佛诞日，三、九月马祭、四季献神及萨满特有的杀猪供祭卜吉，求佛柳祭等场合，均有对「三军之帅关圣帝君」的祷告奉献，非常虔敬。这个风习在有清一代宫廷里贯穿始终。满人民间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关公，可知崇祀之深。

神话传说的增多

关羽传说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源于佛教中国化，公元六世纪（陈、隋之际）天台宗为在荆楚地区传播佛教，借用关羽显灵，帮助修建玉泉寺，并且愿为佛教护法，成为「伽蓝神」。第二阶段是公元11世纪北宋关羽成为军队护佑之神，传说能够率领阴兵为宋军助阵，帮助他们获得胜利，这也是依托佛教战神毗沙门天王的神话传说转化而成的。第三阶段是公元13世纪宋元道教「关公战蚩尤」的神话，使他成为道教尊神。第四个阶段则是明清以后各地民间不断涌现「关公显灵」传说，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无所不能，以至康熙朝已编辑《关帝圣迹图志》，广泛宣扬关公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护佑传说。从中可反映了关羽崇拜之形成与神话传说增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三国志》本传中关羽死后说道：「……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但裴松之注引《蜀记》言：「庞德子会，随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也就是说他家曾被灭族，不可能有后人。

但是至迟在盛唐以前，即有自称关羽后裔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洛阳出土的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关楚征墓志》，开首即言：「昔三国时蜀有名将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浑，并代推雄望，蔚为领袖。」洛阳《千唐志斋》收藏有五代李克用亲家关夫人碑志中，也言「其先春秋时未详所出，蜀将镇国大将军、荆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陇西，乃郡焉。远则龙逢（按：原文本有误，「逄」才是正字）逆鳞，次则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贤。」可知确有一支自认关公后裔之族存在，并把关公远祖推衍到夏桀时代的忠臣关龙逄。明清全国敬祀关公以后，万历、雍正陆续命解州、许昌、荆州、当阳、洛阳等地官员就地寻访关氏后裔，仿照曲阜孔子后人袭封之例，世袭五经博士，奉祀当地关帝庙香火。关氏后裔开始随迁徙扩散至全国、海外。至于关公后裔的传说并非较晚期，而是盛唐期间出现的。《三国志·关羽传》已述明关羽是与其长子关平同时遇难的，但后世传说中，却为他增添了不同的儿子。

关索

宋代出现了关索。有武将、盗寇和江湖艺人纷纷以「关索」为绰号，如「病关索」杨雄之类。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这个关索与三国关羽有关。元明以后开始融入关羽故事，最重要的证据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代墓葬里出土了一批成化年间北京刊刻的词话，其中有《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花关索下西川传》、《花关索贬云南传》完整描述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曾约定关、张互杀家小以绝后患。张飞出于同情放走关家妇孺。长子关平随军征战，怀孕的关夫人回娘家产下一子，后以其师、父及收养老人之姓各取一字，名曰「花关索」。长大后万里寻亲认父，并亲为关公报仇。所述不但于史无据，且与三国小说无关。至今云南、贵州仍有以关索命名的地名，而云贵及安徽、江西等地还有花关索傩戏演出，可见它的影响深远。

关岳转世

明代万历年间关公尊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道教将其原来职司的「三界馘魔元帅」改由岳飞担当，佛教则以尉迟恭代他为护法伽蓝。同时也就出现了「关岳转世」一类传说。凌星卿著有杂剧《关岳交代》南北四折，并言：「关壮缪、岳武穆生平大略相类；但谓其一为天尊，一为天将，交代如人间常仪，则见属俚鄙。惟勘（秦）桧、（万俟）禼一案，或可步《昙花》后尘。」《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转而民间传说又有张飞第一次转姓为唐代张巡，力拒安禄山不屈而死；第二次转名为宋代岳飞，英勇抗金被陷而死。

拜关公为何事

陈寿所著《三国志·关羽传》不过900多字，即使加上裴松之注也才2000多字，但却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从「亡命走涿郡」开始的人生丰富多彩，主要是与刘备、张飞从青年贫贱之交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关、张）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奔波分合，再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后来战败后同心合志、托孤寄命、临难尽节的情谊。何况其「义」主旨并非一己之富贵荣华，而是正大光明的「兴复汉室」呢？

中国社会向为多元神祇，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颇庞杂。惟有关公能够跨越三教，覆盖全社会，普及城乡，渐至四裔海外。千余年来，关公信仰渐次成为深宫秘祀，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警方护佑，江湖尊神。这与天后崇拜具有明显的地域与行业性质颇有不同。而门神护家，财神佑宝，都体现着关公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的特殊性质。以下逐一分说有关内容。

崇拜习俗

随着多年「移风易俗」，关公信仰的深刻涵义也逐渐远离。尤其是在国内，商家和民间供奉，多取其「保佑发财」，故其造像也变成一手持刀，一手捧着金元宝了。

《西游记》说，唐太宗时代开始以秦琼和尉迟恭护卫门庭，遂图像以做门神，避邪驱凶，家宅平安。实际上以关公作为门神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后世关公地位已很崇高了。

将天地神灵祖宗供奉一堂，这是中国民间比较普遍的习俗。如将「关圣帝君」、文武财神、观音大士与神农、灶王、十二时辰、孔子以及自家王氏先祖杂祀一堂的景象。

善信奉祀关公，除焚香礼拜，致敬输诚之外，抽签问卜亦是重要途径。世传「关帝灵签」即为通神之主要媒体。此风习其实源出北京，由来已久。清代号为「通儒」的纪昀说：

「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沓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可知影响之大。现代学者容肇祖认为：签卜本由《易》占而来。《易》的爻辞固定，利用文字以解释卦兆。到了后来，解兆的重心也逐渐移到文字上，由《周易》而《象》、《彖》，占卜的意义愈向哲学化演进。签卜不只有签诗文句，还有签格、圣意、东坡解、碧仙语、解曰、释义、占验等，或历史典故，或以三言、四言简释吉凶，指导人生行事，含有规劝意义，这与「哲学化」的功能是十分类似的。

现存《关帝灵签》100只，分甲乙两种不同签题，此外史料记述还有若干内容不同的《关帝签》，流行不广。早期签文只有七言签诗及「解曰」（或言「东坡解」），后来版本则添饰了签题及「碧仙注」等。

《关帝灵签》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南宋莆田人傅烨所著《江东灵王签》。有充分证据表明，约在明代嘉靖年间由苏州传播到京师关王庙，随亦改称为《关帝灵签》。此后又随科举士人、赴任官员及商贾行贩，迁徙侨居的行踪所至，渐次播及全国，以至海外。

关公既有护法的角色，同时亦为武财神，在香港及国内不少食肆、商店都会供奉关帝，希望利其财运。关公信仰由于跨越了佛道儒三家，普及到民众底层，深入家居和日常生活，因而也超越了三教原有的禁忌。至于因佛以结缘，奉道以尊神，崇儒以称圣的各种善信，亦能各守自家禁忌，各随其便。关公崇拜与传统崇拜

关羽的武勇，被誉为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三国志·魏书》中即屡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吴书》也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晋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将无不以关羽、张飞自比，以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唐人诗歌也吟咏 「关、张敌万夫」，「汉将小卫、霍，蜀将凌关、张。」可知关、张始终以武勇敢敌，为人敬重。

但关羽的地位却较张飞为高，至明清时他被尊为「武圣」或「山西夫子」，已与官方尊孔子为「文圣」、「山东夫子」崇高地位分庭抗礼，而民间信仰则尤过之。他由三国时期的「败军之将」取代姜尚成为「武圣」的漫长过程，反映出中华民族从「尚谋略」到「崇忠义」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在中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本土神祇中，唯有关公信仰圆融了佛道儒三教，并覆盖了社会全部阶层，成为传统伦理道德最大的价值符号。

关公崇拜与中国文化 忠

首先说「忠」。「忠」是儒家一个重要的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谈「忠」，也只说「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并未涉及「效忠」的问题。当李世民以高颖、诸葛亮为榜样，开导群臣「若如此，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的时候，魏徵就对唐太宗诉说过「难当忠臣」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初唐「忠臣」的尴尬处境：

「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司马光在痛斥冯道时尝言：

「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井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臣僚的好教材。

义

「义」是中国伦理最富于连结性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但「义」字究为何解，前人说法不一。西汉董仲舒从文字学角度说「以仁待人，以义治我」，唐代韩愈曾说「行而宜之谓之义」。其实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却是「结义」，也就是「约为兄弟」。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美国人鲁尔曼（Prof.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一文中专章论述了关羽，在谈到《三国志演义》时，也抓住「义」字发表意见说：

「若把这部小说与传统文人如苏洵、苏轼、李贽、钟惺、王夫之关于三国的史论相比较，历史编纂学与该小说的对比则更加明显。例如，关于『义』的问题，上述文人写的史论评判三国人物时，按其是否坚持或背离正义这一标准来衡量。在小说中，义的问题也经常出现，现代版本中几乎每隔五页就出现一次。然而，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小说作者对用绝对的义的标准来评判人物并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对照性地探讨义的各种含意。要证实上述论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出现的由义这个字组成的不同的合成词，如『大义』、『忠义』、『小义』等所形成的组词方式来找到证据。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演义』这一术语，从惯例上讲用于文章题目，意思是『意义的解释』；而出现在该小说的题目中则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穷尽道德准则的各种不同含义。」

清初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赞关公为「义绝」，也就是诠释「义」的活字典。他认为关公「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若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藉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

《三国演义》所以不厌其烦地为关羽添加了「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夜读《春秋》」、「千里走单骑」、「威镇荆州」、「大义归天」等系列情节，其实就是瞄着这几句话演绎的。而刘、关、张的「恩若兄弟」，「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直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相继殉义的「有难同当」，其中体现出生死与共的情谊。所以后儒为之杜撰出「桃园三结义」的情节，并在他们的盟誓中注入「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经世关怀，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在中华民族中发挥出持续、广泛的普世影响。

第三篇：关公文化

浅谈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摘要：关公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的典型和神明的三者复合体。关公崇拜最早体现为亚文化的接受形态，集中表现为社会中弱势群体对于强悍的英雄主义的需求和依赖。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关羽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他身上综合了忠勇仁义的精神，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需要，关羽逐步被神化，成为一种新形象——关公。关公具备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因此他成为了跨时空、跨地域和跨行业人们的一种共同信仰。关公形象的符号化和影响力贯穿古今，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关键词：关公文化，关羽，关公崇拜，信仰，历史

关羽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典型和神的三者复合体。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一千多年来，关羽的参天大义、贯日精忠及护佑生民的传说故事盛传不衰，直到现代社会，关羽仍旧被人们当成神明一般供奉。关公的崇拜现象不仅盛行于中国，还传播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外地区。

关公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关公崇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会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关公文化的内涵

关公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即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其崇拜关公的社会心理，以及关公的典籍和著作、神话与传说等。二是物质层面，即纪念、祭祀关公的庙宇、塑像、陵墓、碑刻、匾额等。前者是关公文化的神，后者是形。形中有神，形神统一，构成了既深刻又生动的完整的关公文化形态。

（一）历史名将关羽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三国志·关羽传》加上裴松之注只有2000多字，但却给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故魏晋南北朝的武将们，都以关羽、张飞自励。

（二）关羽的忠义仁勇

1．忠

“忠”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也曾说道：“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就忠而言，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所称颂。

2．义

“义”是中国伦理中包含极为广泛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是“结义”，也就是兄弟之间的“义”。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

关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