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内容提要】通过对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分析，首先谈鲁迅先生“从‘我’做起”的写作特点：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其次，从压迫者、革命者、帮闲、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者、旧知识分子、善良人等7个方面举例分析鲁迅先生笔下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中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人物形象 分析

一、鲁迅小说的出发点

鲁迅先生一生著作很多，但是具体到小说上的数量却有限，《呐喊》、《彷徨》加上荒诞小说《故事新编》不过三部，二十来篇小说，而且都很薄，字数加起来还不如眼下的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小说。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不少。说到底，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度。古今中外的好小说，一般都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读者可以不注意一部小说的大段描写和议论，却可以印象深刻地记住某一个小说

人物的特点。一个成功的小说人物，可以穿透时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我们面前。这样的人物，甚至会掩盖小说人物的原型。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因为塑造得生动成功，从而遮蔽了历史上的人物。《三国演义》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大门派“讲史”的一类，“讲史”的特点不是凭空去杜撰一个人物，而是拿历史上真有的人来说事。小说的《三国演义》里，根据作者的谋篇布局的需要和故事叙述的进展，把《三国志》里的人物都加以了发挥，最典型的是奸雄“曹操”。我个人认为，作者之所以要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奸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曹操来映衬“忠厚”的刘备。他们是一矛一盾，谁也离不开谁。鲁迅对这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早就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也就是说，读史和读小说不是一个读法，但是，小说里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会掩盖历史上的真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讲史小说很喜欢拿古代的人说事，又安全，又方便，跟自己无关，可以随便乱讲。所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大体上来讲，都是“无我”的小说，是没有作家自己人生经历的作品。《红楼梦》也许是个例外，所以它特出于所有的古代小说之上，在现在的读者中还能够找到同感。鲁迅深通传统小说，对传统小说里面的优劣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所以，他做小说有一个显著特点，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的意思，就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现代白话文小说的一开始，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挖掘个人的内心，通过“我”来拉近读者和小说的距离。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关的，自然也跟“我们”有关了。作家从遥远的“古代”，从“讲史”、“传奇”、“才子佳人”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转向自己的身边，最基本的初衷，就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的故事。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事外。

鲁迅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现代白话文的第一篇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一上来，就是跟“我”有关的。第一个“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这句话要告诉人们的是，“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话说什么什么年间的才子佳人，也不是上古人士，他就是我们的熟人，朋友，生活在我们身边，是生活中现实的人——这里我们不说“真实的人”。第二个“我”，就是进入了“狂人”自述的“我”：“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狂人”认为“正常人”的自己的前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里开始了现代白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颠倒：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的反而正常。这里是对这个中国文化而生发的感叹。

第一人称的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技巧，就是要造成“我”就是作者本人的阅读错觉，从而让读者产生亲近感。同时，这个“我”的叙述，也可以很方便地引出作者的判断和议论。当然，在《狂人日记》本身，作者做了一个切除手术，写了一个引子，表明“狂人”不是我，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里摆明了就是请君入瓮的态度，兼顾了各个层面的读者的趣味和偏好。所以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成了针对旧文学的一个颠覆性的文本。

《狂人日记》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标志着现代白话文写作的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注在个体的人的本身上。

这当然跟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源自西方的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引入有很大的关系。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开头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这个“人”源自西方的观念：“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关于“大写的人”、“人道主义”等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大量地进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内容。既然“旧文化”无人，那么新文学的一开始，首要的就是发现“人”的存在。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进江南水师学堂之后，鲁迅看到了一些关于西医的书籍，“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

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以，等到进入日本留学之后，鲁迅的最初愿望是要做一个医生：“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开始都想当医生，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业。因为看到中医的弊端，又感到西医的科学。但是，他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在读书和看电影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学医的理想产生了动摇。一九○六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在鲁迅自己记述的这些事情里，有着很深的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他在文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就对此产生过很大的反感：“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于是发现，健康的人包含了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当时首要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这后来成了他写作的一个中心的动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着大量的西学内容，这些对于身处日本的鲁迅来说，必定有着非常深的影响。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兴起的“文言一致”运动，要求运用口语和白话文描写和表达身边的现实生活。这种自白，也是以发现“个人”“自我”为突破的。这种自我，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汉文化而来的那种道德感。日本基督教的前锋人物内村鉴三在《我是怎样

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一书里剖析自己的内心说：“我称自己的日记为‘航海日记’，因为这日记记录了可怜的小船穿过罪恶、眼泪和无数的悲哀，驶向上苍而每天前行的历程。”著名的学者柄谷行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种谦虚的态度。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这里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它强调，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不足一取的人，但我讲了‘真理’。”柄谷行人的评论一针见血，也就是说，作家坚信自己讲述的乃是真理，它表达了真实的现状和真正的内心感受。

学者们很喜欢把鲁迅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各种普及性的教材，也这样写，然而鲁迅的从果戈里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灵感而已。对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先走一步的日本的变化，才跟我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鲁迅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和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日本文学的变化，他应该非常熟悉。

就这样，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现代白话文小说一开始，就是“有我”的写作，同时，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关心，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暂时还无暇顾及西方开始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小说的创作跟鲁迅的从事文学的初衷是一直的，那就是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来揭示社会问题。小说一开始就是功利的，而不是审美的。是革命者写作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还身体力行，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鲁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继续着他们的思想，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写出《狂人日记》，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鲁迅小说的人物分类。

第一类人物：压迫者。在《狂人日记》里，“狂人”其实不是一个鲜明的形象，里面最为重要的人物，是“狂人”的观察对象：赵贵翁、陈老

五、赵家的狗和我大哥。同时，这些对象也在观察“狂人”，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

在这些形象中，赵贵翁是压迫者，跟《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是一党的，他们代表了封建时代的权威和压迫力，说话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给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类为第一种：压迫者。《阿Q正传》里的举人老爷、《离婚》里的“七大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里的赵七爷等。有趣的是，这些人大多姓“赵”，因此分辨起来非常容易。他们识字，有财产，地位高，说话牛逼，一般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气

短。《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说话凶猛：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离婚》里的“七大人”牛逼：“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里的赵七爷无知且蛮横：“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祝福》里的鲁四爷算是草菅人命：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总之这些人都非常了不得，他们既占有话语权力，又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所以，在村里、镇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对于旧时代的各种礼仪、陋习都非常习惯，对任何不符合这种恶习的行为，都特别憎恨。如果有什么以下犯上的事情出现，他们不是暴跳如雷、痛心疾首就是唉声叹气。所以，一个微不足道的阿Q脑壳后面挽起的一个发髻和插在发髻上的筷子，对赵七爷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威胁。因为判断不了形势，他对阿Q暂时恭敬了起来：“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鲁迅对于这类人物的鄙视和憎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威”和他们代表的旧时代、旧文化，一直是鲁迅

不遗余力鞭挞的对象。

第二类人物：革命者。《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但似乎鲁迅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的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不过，因为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同时，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

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到“吉光屯”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现在处理“非典”一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败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行为。“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跑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瑜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是反过来被他们看成是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深刻剖析和认识。这也正是他为之感到它特别悲哀和痛心的地方。鲁迅早就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我们看到，“‘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

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这里面的“阿义”的身体看起来想必不错，刽子手“康大叔”是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那身板就更是不差了。但是，他们的好身板，正好是葬送像夏瑜这样的革命者非常合适的人选。这样一个“革命——疯子”的角色错位，在鲁迅的小说里具有深刻的意义。

第三类人物：帮闲。在鲁迅的小说里，帮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无处不在，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响，让人心烦，但又挥之不去。《药》里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阿Q正传》里“未庄的闲人们”，《明天》里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祝福》里的“卫老婆子”，《长明灯》里的“方头”、“三角脸”、“阔亭”、“庄七光”等，都是闲人。帮闲既可以是帮凶，也可以是庸众，反正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主见的，永远都是应声虫，随大溜，有他们不多没他们不少。正是这样的一些帮闲，构成了“压迫者”的随从众多的表象。鲁迅对于帮闲的厌恶由来已久。这些帮闲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相当大的粘滞性，而且目标非常不明显，不容易打击。他们对于革命者自然是具有伤害性的，但是同时，革命者对于这些帮闲还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第四类人物：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朝花夕拾·范爱农》里的范爱农，《伤逝》里的涓生，《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维甫，都是这类人。他们一开始都有这相当大的理想，要改造社会，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等等等。这里面，鲁迅最好的小说之一的《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最为让人难忘。魏连殳行

事在一种乡亲父老面前非常怪异，但是对孩子特别友善。“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像魏连殳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度都把希望寄托在小孩子的身上，但是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打击。魏连殳见到了一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在众人的眼中，魏连殳是不入世的。但是，后来他入世了，混得还相当不错，颇得别人的尊敬——除了他自己之外。“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由，于是就自己挥霍自己了。他让自己消失在对自己的遗忘之中。《在酒楼上》的吕维甫也一样，对现实的失望最终导致对自己的失望，最后变成了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人。《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梦”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同样也恢复到了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的层面。理想一旦失去动力，人就容易蜕变。这恰恰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写照。

第五类：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人。《祝福》里的祥林嫂，《药》里的华老栓，《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祥林嫂的方式是去捐门槛，华老栓是求人血馒头，单四嫂子是盼望明天。他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大的底层，就像河底里的淤泥，无声无息。这类人物为

读者熟知，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类人物，就是这些。写到这些人时，鲁迅的笔墨变得沉重起来。

第六类：旧知识分子。《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肥皂》里的四铭，《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成”，《端午节》里的“方玄绰”，都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鲁迅通常用轻快和嘲讽的语气来写这类小说，这表明这些人所代表的一些势力，在鲁迅的心中并没有占主要的位置。他只是在有心情的时候，顺便写了一些而已。

第七类：善良人。《一件小事》里的车夫，《阿长和山海经》里的“长妈妈”，《故乡》里的闰闰土。《社戏》里的“六一公公”和“双喜”、“阿发”。在这些人物里，“车夫”的人物形象最高大，也正是因为其高大，这篇小说在鲁迅的小说里，是一篇相对平庸的作品。闰土则是一个可爱少年的形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段文字因为被选入了经过节选的教材，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描写的能力十分高超。但是闰土的形象被他的成年人的迟钝样子抵消了之后，显得不够彻底了。鲁迅对于“孩子”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在《狂人日记》里要救救孩子，在《孤独者》里他却发现小孩子蕴藏的“恶”，《药》里的小栓更是在童蒙无知的情况下以一个革命者的鲜血来沾了自己的馒头。好在鲁迅还有《阿长

和山海经》里的长妈妈。这个长妈妈的原型是鲁迅家里的女佣，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狗·猫·鼠》里也提到过这个阿长。严格说来，这三篇都是《朝花夕拾》里的散文，我这里拉了来充实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不然好像类型不够。《社戏》里的“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更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人物形象。这个六一公公看起来比阿长长妈妈还要善良可亲。知道小孩子们拔他的豆子吃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因为“我”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楫，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于是对我说，‘迅哥儿，昨天的戏可好么？’”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

这里写得非常平和真实，比写阿长上街之后给“我”留心买了《山海经》还要自然。写小孩子更是精微细腻：“‘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当六一公公问起偷豆子的事情时：“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这里的双喜，也比闰土来得更加真切，不像闰土，好像是故意塑造出来的形象。

在这些人物身上，鲁迅寄托了很多的理想，比如“善”的理想，“质朴”的理想，“自然”的理想。但是，他显然是对此充满矛盾和怀疑的。所以，他的小说里，充满的还是更多的恶、不

自然和怀疑。这里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怀疑，还有对人性的疑虑。在他的不朽名篇《阿Q正传》里，我们可以发现，通篇小说没有一个可亲的人物形象，连尼姑都是让人生厌的。在这样一种趣味里，相信连萝卜也会发臭。然而善的形象和善的理想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鲁迅应该是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着重写了长妈妈和闰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具有更高的人格力量，因此担当不起一个示范性的人物作用。同时，我还发现，为了描写这种可以亲近的“善意”，鲁迅一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来处理。《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拉着的就是“我”，所以照见一个“小我”来。这是他的发力硬拽，虽然被选入了中学教材，但是有硬接的嫌疑，作为小说，也比较普通，缺乏真正的感染力。最有亲和性的人物还是“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可惜的是，鲁迅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塑造成更为感人的形象。因为为了塑造这几个有数的人物，鲁迅在小说里还特别营造一种乡村田园的气氛，用这种气氛来隔绝其他有害物质的侵蚀，使得《社戏》里的这几个人物和长妈妈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而一旦出现了世俗的场面，如《故乡》，里面的人物就要走形了。闰土变成了一个愚钝的中年男人：“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

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而杨二嫂的形象则显得非常滑稽：“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就这样，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接触空气，就变成了像长大之后的闰土这样的人物。所以，《社戏》干脆就处理成一个世外桃源的形象，让阿发和双喜的形象保持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闰土的变形其实和魏连殳、吕维甫、范爱农和涓生这些被现实的暗淡状况磨灭了锐气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同样的外界压力。

这个类型在世界文学史中非常重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就是：善的形象。妥斯妥也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小弟弟“阿廖沙”、《罪与罚》里的“冬妮娅”，《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里的“玛丝洛娃”，都是这种代表，让人感到非常有力量，有温情，有爱，有希望。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学里特别多，在整个欧美文学里也非常常见，尤其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海的女儿”等，更是这里

面的最高、最美好的理想化身。但是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这样的具有善的力量的人物非常少。也许“贾宝玉”们是个特例，但是其他的小说里，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要么，也还是抽象的道德的善，不具有人世间的鲜活力量。像《水浒》里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被说得这么津津有味，《金瓶梅》里的肮脏生活写得那么津津乐道，这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特色，并且还是主流。鲁迅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试图突破，但是效果不太好。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具有阿Q这样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然而，鲁迅只能走到这一步，他是破，但是没有立，也没有能力“立”。中国的“好人”形象，几乎都是在“世外桃源”中完成的。沈从文小说里的“湘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桃花源。在中国，写得好的小说都是写坏人的小说，写得好的情节都是“尔虞我诈”。由此，日益显得《红楼梦》的另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以一个较长的章节来分析《红楼梦》，其中还特别引用《红楼梦》的前句导言作为结束：“自又云：今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这也意示着鲁迅本身的警觉。

在鲁迅的小说里，不仅缺少善的人物形象，还缺少美好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没有美好的少女形象——也许子君能够算是一个——从《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里的七斤嫂、《祝福》里的祥林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到《离婚》里的爱姑都是一些非常庸俗、愚昧无知的妇女。《伤逝》里的子君也渐渐要沦落到跟她们一伙的地步，而《在酒楼上》通过吕维甫口头转述的那个“阿顺”姑娘倒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但是她无声无息地就死了。在这里，我可以牵强地说，“阿顺”的夭亡，实际上代表了鲁迅心目中美好事物的消失。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浓重的是论争、固执和疑虑。

参考文献：

[1]《中学语文视野中的鲁迅作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 [2]《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3] 庆瑞著的《鲁迅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5月出版； [4] 吴中杰著的《鲁迅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文艺知识丛书”

之一种于1981年6月出版；

[5] 林志浩著的《鲁迅传》,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8月出版； [6] 林非、刘再复著的《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出版；

[7] 陈漱渝著的《民族魂》，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83年7月出版。

第二篇：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姓名：胡敏华

学校：周口电视大学鹿邑分校 学号： 指导教师： 完稿日期：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内容摘要：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和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知识分子一起，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许多方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贡献，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杂文，其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可估量的。单是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对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我们文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通过中学课本里出现的几篇鲁迅先生的文章《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药》《阿Q正传》，来分析几个人物形象的一个共同特点。

关键词：鲁迅 人物形象 偷窃者

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在他早期的鲁迅研究中，曾把鲁迅《呐喊》《彷徨》的主题确定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把这两部小说集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分为六个系列。这虽然是二十年前的分析，但我认为没有过时，仍然可以用来观照中学鲁迅作品中的几个“偷”者形象。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有鲁迅小说六篇（《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药》《阿Q正传》），其中有四篇写到“偷”，它们分别是《孔乙己》中孔乙己偷书，《故乡》中闰土“偷”碗碟（疑案），《社戏》中双喜和他一起看戏的伙伴偷罗汉豆，《阿Q正传》阿Q偷尼姑庵的萝卜和城里人的衣物。如果单纯从“偷”的行为本身来看，这几个人的“偷”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按照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来衡量，他们都是不对的，都应受到谴责和惩罚。但是，一旦把他们置于鲁迅小说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总主题下，放在鲁迅所塑造的以上六个系列人物形象中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个“偷”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而鲁迅所赋予这几个“偷”的思想意义也是大有区别的。

一、被科举制度和冷漠社会吞噬的末路文人──偷书的孔乙己

小说中写道，孔乙己作为未中秀才的读书人，又不会营生，穷困潦倒，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有人雇他钞书，但他手脚不干净，经常是书籍纸张笔砚连人一起不见了。于是找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人家取笑他，但他竟这样为自己找理 1 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在这里用“窃”取代“偷”妄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越辩越黑，越辩越显得可笑。难怪酒店里的看客们总拿他寻开心。从一般意义上说，孔乙己受雇于人钞书换一碗饭吃，将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偷走当然是不对的，挨打活该。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评判，而不是历史的分析，文学的读法。如果联系作品的思想主题，结合全文看待孔乙己这个人物，他的“偷”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制定出来的规范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一个美丽的“陷阱”，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通向飞黄腾达的惟一通道。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驾驭读书人的伟大“发明”。科举考试给封建社会许多读书人带来的极度悲喜，在初中课文《范进中举》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孔乙己的生活的时代已到了科举制度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逐渐被社会所抛弃的价值观念却仍被孔乙己这样的人顽固坚守着，于是悲剧必然发生。这位在科举时代连秀才也中不了的读书人，又不知道谋生，把自己弄到将到讨饭的地步，这本来已经够悲惨了，却声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不可缺少的“君子”，以“清白”而高人一等。而另一方面，他却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而被人充当无聊生活中的“笑料”。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并展开对那个社会合理性的深刻质疑。

让我们根据以上理解再回到文本。由于孔乙己“偷书”的恶习，后来竟没有人叫他钞书了，迫于生存，他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了。作者在这里使用“免不了”“偶然”这样的字眼，这是否可理解为是对孔乙己命运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呢？再注意下面的转折：“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这说明孔乙己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行：诚信。这正是“别人”所比不上的。而他给儿童分吃茴香豆，则证明他又拥有另一种可贵的 2 品质：善良。当大家看见他脸上的新伤痕而推测他又偷了人家的东西时，他“睁下眼睛”“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这字里行间也许又暗示着他心灵深处的一点尊严：羞愧。确实，谁愿意当小偷呢？哪怕是他教人写“茴”字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虽然迂腐了点，但也可归为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性：好为人师。既然他有这么多的优点，读者自然也就会想：在他的这些优点面前，他的那点偷窃（并且是偷权贵者的财物）品行不算什么。从这里看出，就是作者本人，当他把孔乙己的偷窃行为置于一种大的社会背景和这个人物全部品性中去考察时，作者表现出了踌躇的态度：既否定又同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这无疑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开掘了作品的思想的深度。

所以，当我们把孔乙己的“偷”放在小说反封建科举制度和揭露国民冷漠无情这一主题下来思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鲁迅在小说中并非重在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谴责，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反思：第一，孔乙己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受害者，他之偷书是迫于无奈，迫于生计；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才是逼迫孔乙己行窃的幕后黑手；第二，孔乙己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廉耻之心的偷窃者，即是说他并非一个无道德品行的人，而是一个讲信用不赖账有爱心热心肠的人，他的偷窃行为与他的整个为人相比，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那个病态社会恰恰不需要他的善良、诚信、爱心，他的偷窃倒成了致他于死地的原因；第三，鲁迅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揭出了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但这些看客们并没有成为一种正义力量的象征，我们也并不觉得鲁迅笔下的看客们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严重愤慨，而是拿孔乙己当成下酒的“佐料”。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批判国民性的主题。

二、受封建等级思想毒害的底层农民──偷碗碟的闰土

这一细节出现在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和母亲也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3 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

从这一节我们看到，说闰土偷碗碟是杨二嫂的指控，至于是否真的是闰土将碗碟埋在了灰堆里，这是一个谜，自从作品诞生后就留下的一个谜。这同时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有名的“谁是小偷”之争的起因。有人认为在灰堆里埋碗碟的就是闰土，他就是小偷：通过前后两个闰土（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对照的描写，鲁迅就把一个因为受到生活过分的重压，而变成沉默、自卑、私心，（在灰堆里藏了十多个碗碟）甚至麻木的当时中国农民代表之一种的形象，真实地也批判地表现出来了。但当时出于一种普遍的阶级立场的考虑，大多数分析者都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作为被压迫者的闰土，鲁迅在作品中对他是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不会是小偷我们也不应该把他当成小偷，否则就是给自己阶级的脸上抹黑；而杨二嫂恰恰是庸俗小市民的代表，鲁迅对他的态度是讽刺和嘲笑。

为此，有人提出，说闰土是小偷，那是杨二嫂的诬陷，她自己才是真正的小偷：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以及“我”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是可以判断在灰堆里藏碗碟是杨二嫂为了贪图便宜而栽诬闰土的，关于在灰堆里埋碗碟的事，便可断定不是闰土干出这种事来，其次是因为“我”明明允许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况且，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讲。杨二嫂是一个市侩气重的小市民，„„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我”对杨二嫂的态度，始终充满着嘲笑和讽刺。50年代各套教科书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不追究：既然这是一桩难以破解的悬案，就没有必要也没办法去解决。所以有的教科书主张：“„„应把学生的爱憎从个别人物身上转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因为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常常发生的普遍现象”。这种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一部作品或分析一个人物进而憎恨一种社会制度的教学方法，在那个年代里的语文教学中很常见。

姑且不论偷碗碟者是否闰土，这一形象都可归入鲁迅小说中塑造的封建思想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受害者──社会底层劳动者人物形象系列之中。先看闰土，鲁迅是把他的少年与中年对比着来描写的，写少年闰土的天真可爱、无忧无虑、纯朴自然，写闰土中年后的辛苦麻木、挣扎求生、等级观念。母亲说他现在的“境况很不如意”，他自己说生活“非常难”，而这一切，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灰堆里埋几个碗碟是符合生活逻辑和闰土当时的生活境况的。而另一方面，通过小说情节可以看出，杨二嫂固然是个小市民，充满市侩气，但她贪小便宜一般都是直接伸手要，而不顾及什么面子：“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还有两个细节又印证了她的这一性格特点：往外走的时候，当着“我”和母亲的面顺便将“一副手套塞在裤兜里”；待她告发了闰土埋碗碟的事之后自己奖励自己，又顺手抄走了“狗气杀”。闰土则始终没有主动开口向“我”要东西，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看不上“我”家的那些东西，而是有着其他的心理原因。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大概与他觉得自己是“我”小时候的伙伴而不好意思开口有直接关系；而“我”虽然同意闰土“自己去拣择”搬不走的东西，但在他所选的几件东西中，并不包括碗碟。但我们注意，小说中写到这么一句话：“他又要了所有的草灰„„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所以后来杨二嫂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的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小说并未写到其他来“我”家要东西的人，所以，闰土的“作案”嫌疑最大。

我们倒不必照顾闰土因为属于被压迫的下层劳苦人物，就断定他一定就不会“偷”人东西。实际上，鲁迅写上这一笔，其目的正是要达到人物性格塑造的多面性。并且，即使是闰土藏了这些碗碟，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和对社会的反思。所以，从道德评判、思想意义和艺术塑造三个不同角度理解，其内涵也就不一样。

三、被封建统治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无赖雇农──偷萝卜衣物的阿Q 如果不是因为秉性问题，一般来说，之所以发生小偷小摸的行为，要么是因为贪小便宜，要么是因为穷，所谓人穷志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前面分析的两种形象都可以归结为“穷”：孔乙己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只好偷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去卖（但也有人说他是因为仇恨而心理失衡导致的报复行为，此说有些牵强）；如果闰土确实是偷了碗碟，那也是因为他家里穷，穷得连碗碟都买不起。阿Q去净修庵偷萝卜，是因为自从他调戏吴妈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打短工了，出现了“生计问题”：没了饭吃，饥不择食去偷萝卜；而进了城一开始是给丁举人打工，后来由于好吃懒做，跟着别人一起做起了小偷。所以，阿Q的两次“偷”，性质不一样，前一次偷萝卜，虽表现出他极度的无赖：“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却让人感到无尽的辛酸：对于赵太爷之流来说，生萝卜哪里用得着偷，生萝卜是人吃的东西吗？对于一般穷人来说，萝卜可能也不是充饥的好东西；但对于阿Q来说，他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想此“下策”，干此“勾当”。平心而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哪怕是在一个稍微有一点人情冷暖的地方，拔地里几个萝卜吃，主人也大可不必“上纲上线”说人家是“偷”。谁让阿Q生活在未庄而不生活在平桥镇呢？谁让他得罪小尼姑而不碰上六一公公呢？所以，阿Q偷萝卜的故事，与其说是在显现他的无赖本相，倒不如说是在揭示世态的冷酷，探究阿Q出现“生计问题”的社会根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

而阿Q到城里当小偷，则与词典上“偷”的含义更为接近：好吃懒做与游手好闲，交上几个“道”上的朋友，促使他将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他回未庄向看客吹嘘自己的“壮举”，作为自己见过世面的证明，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气。但当我们掩卷沉思，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封建统 6 治者把这样一个“真能做”的阿Q逼上了做“小偷”的路上。人们常说，孩子不会有错，责任全在父母；我们同样可以说，百姓的违法犯罪最终应归咎于社会。阿Q的那些小缺点可以原谅，但赵太爷之流代表的那个社会制度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该枪毙的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长衫人物等而不是阿Q王胡小D，但恰恰是前者又成了新政权的投机者和把持者。没有一场全面而深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推翻封建政权，阿Q们的命运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悲轮回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偷”及其遭致的悲惨后果，同样表现的是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主题。

四、未经封建思想污染的少年儿童──偷罗汉豆的双喜们

小说写道，几个小伙伴在看戏回家的路上，本来就对戏很失望，觉得无聊，且摇船摇得既乏且饿，于是想起了偷东西吃。研究文本发现，这次“偷盗事件”的策划者是一个名叫桂生的少年，他说，“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而响应并采取行动的是大家，里面突显了一个叫双喜的少年，他提议不仅在阿发家偷，而且去六一公公地里偷。所以，这是一次“团伙作案”。但我们要问，双喜们的行为是小偷小摸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与其这么说，更不如说是少年的一种游戏行为。理由如下：

在这个“作案团伙”中，有一个名叫阿发的小伙伴，当别人问是偷他家的还是六一公公家的时，他似乎没有什么犹豫地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可见在阿发的心中，并没有成人心中的所谓自家的和别家的之分（即无私心）；阿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是他的娘知道了，一定会说他傻，在许多成年人看来都是这样：谁会带着别人偷自家的东西呢？而在阿发的观念中，罗汉豆只有长得好和不好之分，而没有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之分，好不好是他们判断偷谁家罗汉豆的惟一依据。从这一点说，他们的所谓“偷”与一般意义上的“偷”的含义就很不一样。这正说明他们有着一颗天真纯洁的童心。

六一公公事后对他们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态度，让小伙伴和读者都感到十分意外：六一公公不仅没有责怪他们，反而表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情绪，作出了另一种“道德评判”：

“豆可中吃呢？”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这令人想起

《故乡》中少年闰土给年少的“我”所讲的那一幕：“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这句话可以作为双喜们“偷”罗汉豆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社戏》是节选，联系全文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把他成人以后在城里看戏与儿时的看戏对比着来写的，写成人世界的污浊，童年世界的清洁；写城市生活的无聊，乡村生活的纯朴，从深层次上表现了一种反封建的主题。

通过以上三方面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里的“偷”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之间的小偷小摸，而是表现了一种极为融洽的邻里关系，表现了未经污染的农村纯朴自然的民风。作者塑造的一是一群未曾受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毒害的自然人，这群自然人不仅包括未长大成人的双喜们，也包括年老的六一公公们。这一世界与鲁迅在其他作品中表现的世界（如未庄、鲁镇、吉光屯等）形成巨大的反差。

参考文献：

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王富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③《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徐中玉著，上海自由出版社1954年版 ④《激动人心的优美诗章──〈故乡〉──兼评〈故乡〉分析中的若干错误论点》，箭鸣撰，《长江文艺》1956年第9期。

⑤《北京市初级中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河北省天津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合编，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

第三篇：路遥小说人物形象分析

目 录

①论文提纲„„„„„„„„„„„„„„„„„„„„2——3 ②内容摘要、关键字„„„„„„„„„„„„„„„„4——5 ③正文„„„„„„„„„„„„„„„„„„„„„„6——17 ④参考文献„„„„„„„„„„„„„„„„„„„„„„„18 论文提纲

看平凡世界，品悲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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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人物形象分析

一、绪论

路遥先生在其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却足以震撼人心的作品，他时刻关注着黄土地，关注着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纯朴善良的人们，路遥以其强烈的激情与他们一起悲欢，一起思考，一道前进。他所写的人是像黄土地一样质朴善良而又多情自尊的人，他叙述的故事是像黄土地一样平凡而又普通的故事，他所抒发的感情是像黄土地一样炽热奔放而又辽远的情。

1、路遥作品简介

在路遥的文学巨著《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他以其澎湃的激情专注于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的人情物事，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刘巧珍等几位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尽情展示着普通人物的不平凡人生。

2、研究的目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路遥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来研究路遥作品特有的奋进与悲壮。

二、本论

在路遥的小说中，有一群勇于同命运进行抗争的男子汉林立于其人物画廊，并在当时受到空前的关注，同时，还有一群崎丽多彩的女性值得我们驻足。他在 “城乡交叉地带”中开掘积淀下来的文化记 忆，让不同的人在这块相同的土地上演绎不同的人生故事。本文主要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了分析：

1.男主人公：才华横溢的农村知识青年。

2．女主人公：绚丽多姿的女性世界。她们纯朴、善良、无私、执着、忠诚„„集中体现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女性的传统美德。

三、结论

从人物形象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对生活道路的痛苦思考，对爱情婚姻、对人生价值追求的现实考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一个祖辈世代务农、憨厚、纯朴、执拗、有文化、有理想、敢于拼了命去实现人生价值的崭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一群普通的人，演绎着悲壮的人生。虽然总有太多的无奈与遗憾，但又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有血有肉的。他们默默承受，不懈追求，用他们的倔强与拼搏，演奏着生命的交响乐，让我们感受到辉煌的人生意义。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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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人物的缩影，男主人公才华横溢，挖掘自身价值，体现自我，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现代叛逆意识，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乡土观念提出质疑和否定，试图以个人奋斗的形式摆脱土地的束缚，力求改变自己“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传统性质；女主人公纯朴、善良、无私、执着、忠诚，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婚姻，集中体现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女性的传统美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一群平凡的人演绎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关键字：知识青年；纯朴；执着；劳动与爱情Content abstract

Watching the ordinary world,appreciating the grief life

____Lu Yao`s Characters’image analyzation in the novels Abstract: In the Lu Yao`s works, the character image is great amount character's miniature during that time.The male leading character’s talent overflows, excavating own value, manifesting oneself.They are full of the intense of the modern rebelling to realize.They propose the question and the denial to the traditional life style and the provincialism and attempt to get rid of the land the fetter in the form of the inpidual struggle and make every effort to change oneself historical status and traditional nature of “the farmer”.The heroines are simple、kind、selfless、rigid and loyal.Theirs purpose is to run to the love and the happy marriage, They have manifested mainly and represented the Chinese nation feminine tradition moral excellence and profoundly demonstrated average person difficult path in the great time historic course.Group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have deducted a section of the extraordinary lives.Key words : The knowladge younth , simple , rigid, labor an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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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人物形象分析

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千千万万那个时代奋进人物的缩影，是千百年来农民意识和知识分子骨气的结合体。他在 “城乡交叉地带”中开掘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让不同的人在这块相同的土地上演绎不同的人生故事。

1.男主人公：才华横溢的农村知识青年

《人生》中的高加林是处在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之风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习俗的城镇交叉地带的农村，他有年轻人的朝气和理想，有年轻人的魄力和闯劲，他有一颗不安分的心，都想去外星球看看。高加林作为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他不可能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过一辈子，郑重宣言“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在咱们高家村的土挖刨一生”，①书中五彩斑斓的生活不断地向他招手，城市文明之风时而不断的滋润着他，时代前进的步伐促使他前进。所以当他被辞退民办教师的资格，巨大的郁闷袭击着他，使他一时之间无法承受，他还不能接受自己农民的身份，用劳动来折磨自己，企图解脱精神上的失落，这时是巧珍的爱情激起他生活的勇气，但是他依然恐惧沦落为农民，他不愿像父辈一样泯灭自我，委曲求全。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想办法进城，一次拉粪遭受克南妈的侮辱，使他对城市人厌恶和敌视，也更激起他要征服城市的意念和野心。他才华不凡，倔强自负，不甘平庸，终于有机会再次进城，他当通讯员，以自己的出众才华他写出的新闻报道炙手可热，而且获取了黄亚 萍的爱情，就在他春风得意之时，克南妈一纸告状，让他从彩虹掉进了泥土，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他迷恋又想摆脱的黄土地。

高加林自身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其实也是精神上的自我超越，面对乡村古老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精神文明的极度匮乏，他从内心感到焦虑和悲哀，从而发起了对古老文明的的挑战和批判，对现代文明主动的积极追求与靠拢，可以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不可指责。然而心高气盛的他却在生活的大海中连呛苦水，屡受折磨。他在追求新生活的过程中弥漫着浓烈的个人色彩，在高家村，他很难找到自己的知音，而不安份又使他不能脚踏实地的稳走稳干，因而注定了他在顺境时如鱼得水，逆境时则颓败消沉。高加林在卖馍时感到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一样受辱，可见他不具备真正的受苦精神，从教师变成农民，他精神不振，如遭五雷轰顶，是巧珍的爱情使他恢复元气。在他们恋爱的过程中，高加林也一直是处于被爱的地位。从心灵慰藉方面，他脆弱的心灵需要巧珍爱心的抚贴，可从精神追求来说，巧珍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进城之后，他痛苦地和巧珍分手，与志同道合的黄亚萍在一起。而黄亚萍时刻显示出城市人的高傲，使他有时无法忍受。高加林既羡慕又仇恨城市人的这种复杂情绪预示着他悲剧的到来——一纸告状使他又回到了黄土地上。我们看出他的悲剧既有社会不能为其提供表演舞台的原因，更主要的在于他个性的悲哀，太多的个人主义成分，自卑与自尊交织的心理左右着他。他疏远了黄土地，在农村，他是弱者。“一个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当代青年，他的理想追求，无论有多大的意义和合理化，如果缺乏了 对这种人民和人民真正生活的基本理解，他的行为就不能不是盲目的，轻率的，一个只强烈要求社会大众理解自己，而自己不理解或不准备理解社会大众，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亲人，就不能算作一个将理智和感情结合起来的真正的人，他的觉悟还不能作一个真正现代人的自觉。”②所以最终高加林成了“一个遗弃了故土又被城市所遗弃的人”。③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与高加林一样都是有知识的现代青年，他们都属于奋斗型人物，有着可爱的执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不满足一辈子立于黄土地上，他们渴望呼吸城市的文明之风，渴望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示自己，成就一番作为。与高加林不同的是孙少平虽家境贫困，但从来不鄙视自己的家庭出身，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④孙少平是农民的儿子，是在苦难和饥饿中长大的，他不怕艰难困苦的社会现实，求学期间饥饿时时折磨着他，褴褛的衣裳使他在女生面前不体面，苦涩、凄楚，心中郁积着难言的悲愤，但是他挺过来了，以清醒的思考，以男子汉的豁达平静地接受着这一切。但是摆脱狭隘的农民意识，追求具有人生价值的精神生活这种意念却从来在他的心中没有停止过。当他回乡之后，一个人独处天老地荒的山沟里时：“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的生活一辈子，他老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的做着远行的 梦。”⑤即使有吃有穿了，他还会煎熬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要去城市闯荡人生，自觉地勇敢地挑战困难。他不贪图和哥哥合办砖窑得到客观收入，离开温馨的家庭，赤手空拳的闯入陌生城市，去开辟崭新的空间。孙少平在背石头时所承受的牛马般的劳动使人惊心动魄，⑥工地当小工，也不沦于一般的民工，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之后，他不是沉沉的睡去，在最简陋的工棚里他还挑灯夜读，汲取文化思想的乳汁，对生活进行观察与思考，决不沉溺于世俗的欲望。在随时都会遭受生命危险的煤矿，他在那里依然忘我地投入地下的艰辛的工作。种种炼狱般的生活锻造出了他坚韧的意志和刻苦的精神，不但是主动承受苦难，而且勇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