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庄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浅谈庄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与儒家并驾齐驱。道家思想博大精深、豁达开放、神奇玄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庄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它的超然，是因为它太认真、太高傲；它的避世，是因为它太理想主义、太纯粹。不过也正是这种超越精神，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中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部分。”特别是庄子所提出和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往往是一些可以贯通古今中外、属于全人类都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庄子思想中蕴含的真理和智慧是伟大的，能给予我们借鉴和指导。但是庄子思想中的消极性和局限性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样我们也应该以现代意识和科学态度，对庄子思想的消极性和局限性给予客观地揭露和批判。

当今人们生活中在一个竞争压力大、物质诱惑多、精神财富多元化的年代，人们的思想抑郁、沉重、复杂、茫然甚至消极厌世，因此从庄子的超越思想中寻求到有启迪、有裨益的思想财富是刻不容缓的，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内

福；而绝对幸福却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的幸福。《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的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庄子•骈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然也！

在一个社会群体里，人们各有分工、安分守己、彼此照应、释放能力、传播效能，这是自然规律，是自然本性，无需过多的奢望贪求。农民有农民的价值，工人有工人的意义，公务员有公务员的工作，每一个单体就像庞大的社会机器上缺一不可的螺丝钉，是所有人类的共同努力才造就了如此辉煌的现代社会。庄子思想里最积极的意义应该就是鼓励每个人去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在他人面前卑躬屈膝，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生命体，没有高低贫贱之分。

道家思想里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它强调万物自然本性的相对性，以及人与宇宙的同一。要达到这种“同一”，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由这种“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 的。他们发现有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就迫不及待，要别人也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却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惨。这样的政治手段我是深有体会的。在“3•14”事件里，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县市个别群众因受到不法分子蛊惑，参加了打砸烧抢活动，给全州人民留下了心里创伤和挥之不去的阴影。近年“**集团”变本加厉，加快了“藏独”步伐，甘南州个别僧众听信谣言，通过自焚示意“藏独”决心。中央、省、州全力打击分裂势力和不法分子，然弊大于利。根本上铲除不了分裂势力，却给正常的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困扰，侧面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心里抵抗，这恰恰就是违背了老庄的“不为之为”治国手段。

若政府过多干涉经济市场，不放权，不遵从市场规律，只会适得相反。本意是为了平均公平，结果却是极少部分人在享受果实，公平遥不可及。然而若一味放开管制，任由市场发展，各种矛盾依旧显现，地产商的暴利，房价的高涨，房奴的苦不堪言。所以，政府、法律不是像老庄所描述的摒弃不为的多余工具，也不是政治人眼中无所不能的利器，适度、实际、科学、合理才是关键。

老庄的不为、避世的消极思想，影响了一批自恃清高、在世不为的有才无德人士。这一批人，不像邓小平那般忍辱负重、为国为民，而是空有才能享受清闲的自私人士。人若在世，仅仅想着去修生养性，缔造一个孤独的道德生命体，

第二篇：论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千年一日，不断重复，如果不是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或许还依旧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搞不好我们的女同学现在还要缠着小脚呢。中国传统文化本以仁爱、孝悌、忠信、和平、谦恭、中庸、因循、团聚、勤俭、自强等等为美,并以此标准评判社会、领导人生，这种儒家的传统思想统治了华夏民族2000年，咋看一眼，似乎没什么不妥，列强要是不来，我们也就这么过日子了。这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根本就是大相径庭，很明显是外国文化的冲击改变了这一切，即是说“现代”的概念和外来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发生在三世纪汉代末期，来自西域近邻诸国的印度佛教文化，跨山越水，绵延不断地传入中土，前后长达数百年，其对华夏文化的影响，涉及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建筑等多个方面，在唐朝更是达到了顶峰（这第一次只是对中国的宗教信仰影响很大，对社会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次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清末民初，以英、法、美、德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当时已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西方列强，挟持武力上的绝对优势，强行撞开了中国的国门，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全新的“西洋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仅二、三十年的功夫，便席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统江山，这里主要包括对文学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生活

方式的影响。

当然在这里我们先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如果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前面说到，佛教是印度传入的，但是在后来的几百年发展中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特色，产生了自己的朝拜方式，这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了。英国的威廉斯曾给出文化定义的三个方法：

（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进程”。（2）用来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来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我本人比较倾向第二种定义方式，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打火机在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中国工匠按自己的设计在上面雕上龙凤的图腾，就算是中国式的打火机了，可以算是中国文化的范畴。有句玩笑话这么说的：“一个人梦游是神经，一百个人梦游是集体神经，一个镇上的人梦游就是一种文化了”也有一定的道理，符合“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规范，当然这是笑话。

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外来的文化影响着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现在的中学生为例，至少他们现在的生活，从家用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到出门吃的快餐、坐的汽车，所有的生活工具都是外国传入的，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除了贴在家门口的对联之外似乎并不多。连打火机这种生活必备的小玩意都是外国发明的。

通过调查发现，现在的中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并且兴趣不大，而对外来的文化却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生活方式有关，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跟不上脚步，大家的选择有自己的合理之处也有些无奈之处。比如说京剧，近年来在珠海似乎都没有较大规模的正式演出（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很明显是因为喜欢京剧的人群少得可怜，另外京剧的演出样式也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看来如果京剧不寻求自己本身变革的话，难保不会被社会所淘汰。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外来文化冲击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包括对文学、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三个主要方面。

一、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一是留学生运动及其相应的翻译小说的兴起；二是由翻译小说引发的白话文的突破；三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中，现实主义少得可怜，我印象中就看了一部《红楼梦》算是有瓜葛的）在中国的长盛不衰。

本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首先受打击的是中国军队，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它己经老朽得不堪一击了。奇怪的是一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打击才落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头上，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抡起大锤，砸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这把大锤，不是别的，恰恰是被我们骂为“洋鬼子”们的“西洋小说”，所以引发了以上三方面的变革。我现在教的学生，之所以能写白话文而并不是传统的文言文，见了老师的面说“Good morning”而不是“小生晨妙遇先生，敬尊矣”也是拜外来文化冲击所赐。中国的白话文兴起的确有利于人民之间的交流，所以现在有人认为文言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文言文比白话文先进。外文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

当然，现在的感觉是外来文学的影响也有些过了头，中学生看古诗词的基本没有了，用英文写情诗的倒是不乏少数；自己动笔的情况少了（都是用电脑打字），所以写错别字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不可否认电脑时代的大趋势就是打字写文章，因为论文在电脑上总比书面上好改的多，但是没有笔迹的区别体现不出来学生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大学之前还是提倡学生们写作用笔来完成。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现在的学生写字水平已经无法和上一辈的人相比，普遍潦草无比，字迹难辨，倒是练签名的兴趣盎然。另外受到香港文化的影响，在作文中夹杂的半英文和不规范的语法现象也很多，这令许多老教授大为感慨。

在这种情况下要引导学生多读些古诗，让他们发现中国文化的精髓，毕竟那种押韵的诗词有着自己的意境，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诗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只有精通

本国语言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所以我并不提倡学生看外国的翻译诗篇，因为翻译过来的东西往往离了神，要看就看原版的东西，包括电影也一样，不要看配音版的。

二、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列强的入侵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技术革命，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但畸形的发展，虽然畸形，但好歹发展了，从洋务运动到民国初年的民营资本，再到现在的中外合资，外国的技术文化始终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说，现在的社会经济腾飞90％是因为外国的文化影响所致。那为何中国的社会没有自己进行经济生产的变革呢？美国的琼斯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一旦上了轨道，就会持续自我再生产。除非是被某些没有道理的干预使之越出轨道，否则经济成长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对于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负面力量，既未为经济的持续成长提供必要的构架，又阻碍了原有的积极发展。他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有为；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进步起否决作用。而中国的学者则比较统一一个观点：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具备资本到技术变革的条件。

现在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人们不像500前一年只能换4到5套衣服，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爱好买靓衫，所以现在的学生经常上午和下午穿的衣服都不同，并且有的一身的衣服超过7种颜色，在这种情况下，互相攀比的风气就会越来越猛，为了消除这种影响，统一的校服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当然校服产生最初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统一外表形式和表现内在的学校精神。

三、外来文化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思想的解禁令中国人的思维一下子活跃了不少，现在的教师不难发现如今的学生不再像以前我们那样的“填鸭式”思维了，而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美国60年代流行的叛逆潮流现在在中国可谓是如日中天，你告戒学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结果他回答：“可惜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半”足把你气死。

学生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现在的教学不仅同以前的私塾大为不同，没了体罚（当然在内地的学校中体罚还比较严重），而且学生有许多都不在家里吃饭（午餐），而节省时间做别的事情。社会在变革，以珠海为例，现在的家庭自己做饭下厨的已经很少（在内地还是比较多），原因是没有时间，相应的快餐店因此长盛不衰。当然快餐店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出现的，它的出现压缩了人们花在进食方面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通过调查发现中学生并不是有些人现象中的特别青睐肯德鸡或麦当劳，中餐店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中国人还是更喜欢中国菜，但是这种快餐的经营形式仍是由外国传入的。这说明还是外来文化比较适应现代生活的脚步。

最后我们再比较一下日本，这个弹丸小国的文化基本都是源自中国的，在明治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汉字，除了语言，这个大和民族几乎和中华民族一模一样。十九世纪的世界列强同样冲击着日本的传统，在“明治维新”之后，短短三十年，迅速崛起的日本已经有实力和强大的沙俄叫板了。在文化的改革方面，日本在受外来文化冲击“阵痛” 的同时，却不断将自己的文化溶入其中，比如在文字方面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发明了如同英文字母的平片假名，大大降低了阅读和书写的麻烦，历史上称为日本字的拼音化。日本的绘画传统原来也是中国式的山水画，只讲境意不求精准，而随着不断地创新，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写实风格。

不得不提得是现代漫画的起源也在日本，它突破了四格漫画的框架，试着用“电影”的模式来解读漫画，较出名的有鸟山明、北条司、井上雄彦、车田正美等等，75－85年这一代的孩子（包括我）就是看这些漫画长大的，那些算是漫画的精品了，反观现在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现在的漫画泛滥成灾，质量普遍很差。日本的漫画自成一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引导国际的潮流趋势，你看，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所以说自创的东西是最容易形成文化的一种产物。中国也有自己的漫画风格，只可惜数量太少，没有发扬光大。

现在的初中生大多是90年以后出世的，在他们的童年时期没有好的儿童漫画来引导他们的世界观，所以在教育阶段上面会出现一个真空，好的动漫作品可以在孩子最需要性格完善的关键时候给予正确的引导。最近网络上不是一直在批评央视的动画片《虹猫蓝兔七侠传》充满血腥暴力么？甚至还有儿童欲效仿剧情割破动脉，这也是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再说说日本的服装，老的和服不说了，说说现在流行的日本学生校服，特别是女生穿裙子、打领结、加长衬袜子的风格，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一眼将其从各国的人群中分离出来，这就是日本自己的服装风格了，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中国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下这种创意的方式，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见有人提倡将中国的大学毕业学士服改成符合亚洲人身形的汉服款式，我觉得就挺不错，要是设计成功，不就是中国的文化了？

日本的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同样面临消亡的危机，但是它们比较好地将两者进行了结合，从而派生出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并且将其向外界推行。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不太够。看着满大街的“哈日”、“哈韩”的中学生，我们难道不觉得有些惭愧？说实在的本人从内心深处并不喜欢日本，但是仍然觉得它们的有些做法的却值得借鉴。

宗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对中学生的影响很大，中学生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很注重“自我”方式，简单一点说，思想上幼稚，行为上成熟。由于没有童年生活的艰苦磨难，现在的珠海中学生普遍娇生惯养，自理和自制能力都非常差，并且不太有礼貌，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家长的溺爱和老师纵容是要担很大责任的。另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革新所致，在人们需要信仰和规范的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不能提供相关的思想服务或者说是流行因子，而中学生最容易感兴趣的就是新奇的事物，这直接导致他们更加容易喜欢上肯德鸡、街舞、韩流服装等外来的文化，因为相比之下，传统慢节奏的中国菜、太极拳、中山装等的却不太符合生活的需求。

现在有的老一辈人比较悲观，认为传统文化一旦消亡了，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其实不然，我说过了文化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因时而变，因势不同，现在的中国文化和20年前相比都已经大为不同，中学生节假日去滚轴、照贴纸、卡拉OK等活动也不能视为和传统的文化趋势向孛，这是一种结合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根据社会的需求而做出变革，当然原来的也可以保留，比如说文言文，我们可以视白话文是文言文的进化版本，它是流行的趋势，但是文言文本身还是要保留，可以专门开设一个科目去派专人学习，使之得以延续，但是这种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文书形式不能强求每一个人学习。日本的落语文化和相扑文化历经了一千多年仍可以延续，中国难道做不到么？只要能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定能引发中学生的兴趣，从而引导新的潮流。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

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

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

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

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

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

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毫无疑问给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事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享受着他带来的一切好处，物质资料的丰富使中国人摆脱了百年来的贫穷生活，我们欣喜，我们庆幸，我们在为中国的不断发展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也在为着GDP总量持续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不断努力奋斗。

二十多年前一位老人的著名论断——市场与计划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使中国人的思想不再禁锢，不再受到约束和压抑。一批又一批的改革先锋在不断的探索者中国的发展之路，他们顶着风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改革的浪尖上奋勇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的前进，使我们认识了什么是肯德基，什么是麦当劳，什么是好莱坞大片，什么是真正时尚与潮流，我们吸收着世界各种先进的文化，享受着世界各种令人向往的文明，而这一切，也让中国在风云变化的世界环境中，可以稳步前进，并越走越走也自信。

先进的中国人，喜欢上温馨的感恩节，爱上圣诞，更是钟情于浪漫的情人节，“五一，十一”黄金周不再是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平安夜”，“情人夜”更是成为“黄金夜”，各大商家在这样的节日里简直是欢天喜地，因为这一天的销售收入或许是一般商家至少一个星期的销售收入。

然而，繁华的背后是令人深感忧虑的各种隐患。无可厚非，西方的一些节日，是西方文明历经岁月洗礼的结晶，节日的盛典，是西方优秀文明和和谐社会环境的最真实写照。对于外来文明，我们党一向的宗旨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喜欢着这些精华的外来文化，是丰富和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的极佳方式。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

可是，渐渐地我们发现，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似乎越来越淡，甚至产生了厌倦和无赖的感觉。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七夕，端午节，中秋节”，还有曾经最令人向往的“春节”似乎越来越淡离于我们视野，难以想象“除夕，七夕“之夜会有百万计的人同时走上街头疯狂购物，游玩。所以，如此看来，中国人是不是在渐渐远离我们的传统文化？然而，更令人心痛的事我们是不是在犯着双重错误，就是在“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如果仅仅是抛弃了传统文化，能够吸引外来文化的精华，或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将传统文化再一次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抛弃的同时，还在扭曲和误解了外来先进文化的精髓。

甚者，外来文化全方位的冲击，足以颠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如杨叔子院士所说“没有科学技术，一打就垮，但是没有民族精神，将会不打自跨”，这也更是某些野心国家用来达到统治世界的另一种全新手段。我们构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需要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指导中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保证经济的良好发展，但我们不需要“市场社会”，这个社会需要人文，自然的和谐。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热爱传统从未削弱一个民族，实际上传统在危难之际增强了民族力量，但是新的思想必须降临，世界必须滚滚前进。”如是这句话引发了我对中国渐渐在淡离传统的思考。既然时代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对于文化的理解，我们需要转变。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尊重是我们每位国民的义务和责任，然而，丛另一方面讲，如果传统文化不能与时俱进，它也必将停滞不前，变得毫无生命力，也就会变为死去的文化。这更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传统文化上，结合现代的元素，把西方文化的精髓融入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文化的实质变得不再抽象和空洞，而是可感，可知，以致触手可摸？我想，当我们真正能将优秀文化进行合理的交融和革新时，人类历史文明必将永远焕发闪耀的光彩。对于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必惊慌，与其排斥，不如加以引导，使其朝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为我所用。

第三篇：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进入 20 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 1 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明清以来 “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

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贵”，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 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 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头大致起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儒家思想经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创造和总结，较早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从汉武帝开始，经过董仲舒改造与发展了的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而居于正宗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注入了新 4 的活力，出现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流”的趋势。宋明时期儒学对佛、道思想加以吸收和扬弃，形成宋明理学。当理学被官方利用、逐渐丧失自身活力之际，明清时期一些有文化个性的学者向程朱理学及君主专制发出挑战，倡导“经世致用”，再一次开创了思想活跃的局面

对儒家思想的评价

积极作用(1)“仁”“德政”的主张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2)儒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注重气节、品德，凸现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3)其仁政爱民和任用贤才，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在现代企业管理和教育中仍有很大价值。(4)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华文明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5)今天我们倡导的“以德治国”“公民道德教育”，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都与儒家思想有一定关系，但也需要注入新时代的要素与内容，与时俱进，批判继承，理性扬弃。

消极作用 儒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与等级社会，压抑、扼杀人性，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总之，儒学是中国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5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其间，虽在秦时，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但秦朝“二世而亡”。到汉武帝时，听从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意识文化形态，虽流行于封建时代，但其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理解、理论思维的阐发以及治学的方法和经验等，却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并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际上评出的文化名人中，孔子位于前列。世界许多国家都展开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可见其在国际上的影响。

历史和传统是不容也不能割断的。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弃其中陈腐的东西，发扬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依傍别人，而是在汲取其它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创造和更新自己的民族文化，方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