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丽的“教具” 一个人体女模特的内心独白

美丽的“教具”---一个人体女模特的内心独白

一 我被送进了看守所.................................2 二 一场被曝光的人体摄影大赛.........................4 三 为什么让我当替罪羊？.............................8 四 爸爸，妈妈，知道女儿在想你们吗？................14 五 我是怎么走上了人体模特之路？....................16 六 原来我们只是活“教具”..........................21 七 我第一次上了报纸................................22 八 一双肮脏的黑手..................................24 九 离开西安来上海.................................26 十 看守所三日.....................................28 十一 大上海也并非世外桃源.........................30 十二 前面的路还是有光明的........................34 十三 与俄罗斯画家的一次交往.......................36 十四 献给曾经爱过我和仍在爱我的人们...............37 1 一

我被送进了看守所

2004年7月13日，农历5月26，星期二。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伤心日子。

经过了整整一天的申辩、恳求，仍然无济于事。晚上7点半左右，华灯初上，正是大上海一日之中景色最迷人的时候，而我却被送进了看守所！押送我的两位民警都很年轻，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此刻我走在他们中间，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像一个侏儒，不敢抬头仰视他们威严的面孔；我更不敢怨恨他们，他们代表着法律的尊严，而我眼下只是一个倒霉的阶下囚。我还得感谢他们，真的，从内心里真诚的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网开一面照顾了我的脸面。临出门时，他们告诉我：小姑娘，按规定押送你进去是要给你戴手铐的，今天就给你免了，你可要好好配合我们！

是的，我一定会好好配合的。我决不会中途逃跑的，我又能往哪里逃呢？即使我逃跑成功了，又有谁肯收留我呢？我既不是大款富妹，也不是影视明星，我只是一个人体女模特，这是一个被许多人所鄙夷，视为“另类”，甚至视为“妖魔”的“下九流”职业，有谁会向我们这类人投来一瞥友善或者同情的目光？

看守所到了。

一扇沉沉的大铁门，把世界隔成了“阴阳”两地。刚刚迈进这道威严之门，就听得“咔嚓”一声响，我的两只手腕顿觉冰冷，低头一看，寒光凌厉的手铐已经铐住了我的双手。“不是说了不给我戴手铐的吗？”民警面无表情地回答：“现在必须戴铐，这是程序，一会儿就好了！”

看守所接收我的民警并不理会我是个爱面子的年轻姑娘，在他们眼里，进来的都是犯人，都应当遵守监规，因此他们对每一个人都一律按章办事。好在交接手续很快就办完了，手铐也就给卸掉了。管教民警令我交出自己的钱包，当面点清，签字，交与监方保管。然后我被一位女警官和一个女犯人（我猜她是个值勤犯人）带到牢房二楼。一上楼，只见拐角的墙边放着一张桌子，她俩让我止步，就在这张桌子前执行公务。首先，她们命令我交出背在肩上的皮包，一件一件掏空包里所有的物品，还一一登记：身份证、银行卡、公交卡，还有手机，一起装进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然后让我在密封处按上了手印。我心里又升出一股感激之情，感激她们对保管犯人物品的认真负责。这时，却见女警官皱起了眉头。原来她发现了我满手的长指甲，长且不说，还都被我染得一片猩红。她面带怒色地说道：“看看你这指甲，染的跟僵尸一样，明天统统给我剪掉！”我多么想申辩几句，告诉她留指甲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因为从小妈妈就教育我说指甲要剪得短一点，这样才显得干净。但是现在我身不由己，那些搞人体摄影的艺术家们要我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显得“妖娆妩媚”，我不能违背他们的旨意而丢掉自己的饭碗。但是话到嘴边我哪敢吐出声来？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你犟嘴的地方吗？

接着她俩命令我脱掉所有的衣服进行安全检查。连鞋袜也脱掉了，仔细检查 鞋子里是否藏有锐器，以防我自杀。我又一次心生感激，同时也在心里嘀咕：放心吧，我是不会自杀的，我还太年轻，才刚刚24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怎么会自杀呢？检查仍在继续，就连我内衣里的钢圈也被取下来没收了。这件内衣正是有了这付钢圈才价值200多元，真有点叫人心疼。

检查完毕，重新穿上衣服。鞋子却不让穿，暂由看守所保管。赤着一双脚，我被送进了楼道里最里面的一间牢房。牢房门“吱”一声被拉开，立即就有十余双目光齐刷刷射向我。这些个女犯人正坐在地上看电视（牢房里还有电视看，这是我未曾料到的），我的出现可能比电视里的节目更吸引她们。因为我此时的形象实在太丑陋太恐怖了：长长的红指甲，按女警官的说法就是活像个僵尸，而满头蓬乱的头发更显得我像个女鬼！因为前两天我按照摄影师的要求做了个新的发型，把头发一层层盘起，发间插满了发卡。刚才在走廊上接受安全检查时，所有的发卡全被女警官取下没收了，我的头发能不变得像个乱鸡窝吗？

“咚”一声，铁门又关了，从此时此刻起，我正式成为这座牢房里的一名囚徒了。

还没等我醒过神来，就有一个女犯人走到我身边，看样子她有28或29岁，顶多30出头吧，脸上有些虚胖，眼圈发黑，瞪着一双金鱼泡式的大眼珠子直视着我，伸手拍拍我的胸脯问道：“说，怎么进来的？”话音刚落，其余十余双目光也都聚集在我的脸上。

怎么进来的？是啊，我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被送进来的呢？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回答她们呢？说我是个人体模特吗？说我为了艺术而献出我的裸体被人画、被人拍摄，结果反被“拍”进牢房里来了吗？若我真的如实相告，他们怎么会相信，又将会怎样嘲讽我？

“说呀，怎么进来的？”“金鱼眼”追问一句。

我不得不撒谎：“跟别人打架。”

“啥？打架？”“金鱼眼”显然不相信，撇撇嘴说：“就你这小样儿，像个林妹妹，你还有胆量跟人打架？说实话吧，是不是干这个的？”她伸出手指，做了个下流的手势。

“轰”的一声，我只觉得脑袋在“嗡嗡”作响。我没有再回答她，也不想向她分辩什么，我能分辩什么呢？对她说我是人体模特而不是*女吗？她能分出这二者之间的天壤之别吗？别说是她，就连许许多多有学问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对人体模特冷眼相看，我又怎么敢奢望在这个地方找到同情者、理解者？

“牢友”们见我像个哑巴，从我嘴里掏不出什么话来，也就不再理睬我。我两腿发软，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两眼直直地发呆。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犹如噩梦一般，一幅幅不堪回首的画面在眼前反复出现„„ 二

一场被曝光的人体摄影大赛

我不敢说我的被关押与林路教授有关连。在我的心目中，年近五旬的林教授永远是我尊敬的师长，我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他。他学识渊博，待人宽厚。他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出版过近七十本关于摄影的专著，称得上是著作等身。是他把我领进了人体摄影的艺术沙龙，帮助我开拓了艺术视野。

但是我又不得不叹息，叹息我今夜被关进班房，恰恰是因为参加了一次由林老师参与筹划的摄影活动而引火烧身。

认识林老师，是在2003年的暑假之前。那一天，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一个消息，他说有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是研究艺术的，该教授还酷爱摄影，准备亲自操机进行一次人体模特的摄影创作活动，并准备出一本影集，现在正四处物色形体条件优越、艺术气质上乘的女模特，问我愿不愿与这位教授见见面。我答应考虑考虑再决定。

暑假即将来临，我远离家乡已经两年多了，时时想念我的父母。我究竟是回家与亲人们团聚，还是继续留在上海打工？

2001年8月底，我只身一人来到大上海寻找工作，先是在一家酒吧里打工，当酒水推销员，接着进入大学校园，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在酒吧里也罢，当人体模特也罢，这都不是一般女儿家甘愿干的职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个出身农村、家境贫寒、中途辍学的穷孩子呢？为了生计，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姐姐和弟弟的学业，我早就对职业的选择“饥不择食”了。而现在，新的工作正向我招手，并且听说工资待遇不菲，因此，最后我决定暑假不回家，找这位大学教授试试我的运气。

我的运气不错，林路教授一眼就选中了我，而林老师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对人体模特这一职业给予了肯定，表示说应该尊重这些为艺术而献身的工作者。他说他准备进行一次人体艺术创作，拍摄地点就在条件优越的大学校园里的摄影棚，每次拍摄时间大概3小时，酬劳按每次拍摄的人员而定，摄影师多的话就多给点，如果人少的话就少给点，大概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

一次300元，而且只有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与林老师的合作就此开始了。

2003年10月底，林老师告诉我：“创作告一段落，我打算早点把书出出来，书里打算全部使用你的照片。”

2003年11月底，林老师又对我说，准备先拿我的90多幅人体摄影照片办一次影展，以期望在出书之前创造一次轰动效应，展览地点选在了繁华的南京路一家名为“顶层”的艺术画廊。

2003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影展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幕，墙上挂满了我的人体照片，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人还送来了鲜花。电视台的记者也采访来了，当然，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他们给人体摄影艺术以热情的鼓励。整个展览会当然是由创作者林路老师唱主角，而我就给他做了配角，在开幕酒会开始之前，我就听到了人们的一片赞扬之声，心里觉得十分欣慰。我觉得好像自己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似的。那种感觉溢于言表。

2004年新年伊始，林老师的人体模特摄影专集《结构经典》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书中的近百幅照片也就是上次在顶层画廊展出的照片。元月19日，林老师邀请我再次到南京路的顶层画廊参加签名售书活动，活动虽然没有上次展览来的人多，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晚上，我抱着一箱书回家，一路上兴奋的心情不能平静，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不断自我安慰：做人体模特这一行并不低人三分，还是有人给予肯定、给予鼓励的！

我与林路老师的合作继续进行着。2004年5月，林老师告诉我，他与他的朋友们正策划一次大型的人体模特摄影大赛，这将是上海市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此类活动，目的是推动人体摄影艺术创作，促进摄影艺术家们与人体模特的沟通交流，届时将邀请100名左右的摄影师聚集一堂，分别对两位女模特拍摄作品，然后再评出一、二、三等奖。两个女模特，我是首选人物，另一位也是委托我来推荐。

对林老师的安排，我当然是欣然从命。

之后，林老师又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这场正在筹备中的活动，强调它的艺术价值，强调它的史无前例。并讲到届时摄影场地会做到安全保密，摄影棚是封闭的，除参赛的摄影师和有关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出。

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终于定下来了：2004年7月3日，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

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位于杨浦区长阳路与荆州路交接处，据说是全上海仅有的两家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之一。摄影活动由他们出面主办，我想是为了达到推动艺术创作与提高企业知名度的双赢效应吧。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并没有把这话对任何人讲过。人贵有自 知之明，我只是这场大活动之中的一个小小角色而已。尽管会有无数部相机对着我闪光，但是“闪光点”永远不会是模特，而是进行光与影艺术创作的摄影家们。说到底，当模特的只不过是打工者，打工者与艺术创作家怎可相提并论？听说这次活动一等奖获得者可获奖金3000元，而两个模特的酬金是按小时计算的，拍摄一天下来，两人共得工资2000元，平均一人1000元。

7月3日这天是星期六，一大清早就开始下雨，是一场狂烈的雷阵雨，给燥热的天气带来一片凉意。雨中，我缩着肩膀在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等了许久也不见有车进站，心里越来越焦急，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再这么等下去要误了别人的大事！平时节俭又节俭的我今天就大方一次，一咬牙坐一回出租车。路程太远，车资花了我整整50元，向司机付钱时我心疼得手都有些颤抖。但是我毕竟没有迟到，并且比规定的9点提前了半个小时。

出门前没顾上吃早点，我便急匆匆在一家小超市买了一瓶牛奶对付我的肠胃。不一会儿工夫，另一位模特也赶来了，她与林老师同姓，我喊她“小林”。

离活动开始时间还有一刻钟，摄影师们已经陆续进场。林老师告诉我说一共来了120人，在封闭的两个摄影棚分别对两位模特进行拍摄，一共拍摄8场，每场进入棚里的有15位摄影师，每场拍摄时间为半个小时。

化妆师也匆匆赶到了。主办方的领导——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的周经理出面接见大家。我与这位经理素昧平生，今日初次见面也没什么话可说，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抓紧时间赶紧开始化妆。

为了迎接今天的活动，昨天我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因此现在化妆就比较简单。化完妆，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一件透明的黑色纱衣。纱衣，我不知是应该感谢它还是应该诅咒它！感谢它有情，给了我生计，让我这个贫穷的农家女儿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诅咒它无情，剥夺了我做正常人、穿正常衣服的权利，让我赤身裸体暴露于照相机前，任由摄影家们拍摄，任由大众们去指点评说！我偏爱黑色纱衣，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黑色能帮助我遮住一些什么，它就像夜色一样让人感到安全。

进入摄影棚，筹备已久的活动正式开始了。摄影师们轮流进入影棚，半小时一场拍摄，中间休息10分钟。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休息的时间去了一趟洗手间！

退一步讲，到洗手间也没错，错就错在没有换衣服，就只穿了一件透明黑纱从走廊上走过！

可是当时我怎么会想得那么细致那么周到呢？

是我的脑袋太笨吗？是我的思维方式太蠢太简单了吗？

不是说摄影场地（包括摄影棚之外）是完全封闭的吗？不是说外人一概不能进入吗？那么，从摄影棚到洗手间的过道只有10米之遥，这10米之内，我怎么会想到它暗藏着危险？怨只怨我心情太急迫，只盼着快到洗手间方便方便，以免影响下一场拍摄，我„„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天下没有后悔药可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上洗手间的一刹那，已经有偷拍的相机对准了我„„

下午，大约是在3点多钟光景，拍摄间隙的休息时间，我突然发现摄影棚外的气氛有些异常。有人慌慌张张上楼来找周经理，递给周经理一张报纸。周经理 看完报纸忙递给了林老师，接着几个人便围着报纸议论着什么。

“林老师，出什么事了？”我在摄影棚里问道。

“你上报纸了！”林老师回答。

上报纸了？为什么事上报纸了？

报纸传到了我的手中。是当天的《新民晚报》，第三版的位置，刊登着“本报记者顾鹏程”采写的有关今天这场人体摄影活动的报道文章。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么快就上报了，我不能不敬佩记者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是，一行一行看下去，越看越觉得晕头转向，越看越觉得疑窦丛生！

文章的标题十分醒目，让人不能不看——“只要付50元，任何人都能进场拍，如此人体摄影荒谬绝伦”。

文章篇幅不长，全部内容如下：

只要交纳50元报名费，不管你是否是摄影爱好者，不管你出于何种目的，也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登记，即可当场编组，参加“裸体人体摄影比赛”。今天上午，上海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举办的女模特人体摄影比赛简直是一场闹剧。

今天上午9时半，记者得到消息赶到长阳路荆州路口上的上海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人体摄影比赛”已在该批发市场4楼开场。记者到时，两个摄影室门外已有四五十个手持摄影器材的人在等候。听说记者想要参加摄影比赛，一个工作人员马上拿出一张简单的登记表，收取50元报名费，即被编入D组。拍摄时间是11时至11时40分。

正在这时，一间摄影室的大门打开，A组已拍摄好的人员出场。透过门口，记者看到一个女模特赤身裸体站在里面，毫无遮蔽。记者发现，走出摄影室的爱好者中，有一位手持的竟是极其普通的数码相机。一到室外，就打开刚才拍到的裸体照片一张张浏览。记者在旁观看，这样的照片，摄影质量根本无从谈起。

闲聊中，记者得知这次报名的人数已经有一百多人。一共聘了两个女模特，分两间摄影室同时进行，每间摄影室每次15人进去拍摄。说到这里，两个女模特出来，可能是上洗手间，身上竟然只披大格子网眼披纱，赤身裸体穿过外面商场时，一些顾客看得目瞪口呆。

记者当场采访了几位认识的摄影家，他们对这次活动颇有看法，一是现场组织有点混乱，二是模特儿不是很理想。人体拍摄是项严肃的艺术活动，举办者怎能这样瞎搞一气？

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掏出50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举起相机对着我们的身体拍照吗？主办方不是说过，参与者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摄影艺术家吗？为什么竟有手持普通数码相机的人混入摄影室？又为什么他在走出去后当众把刚才拍到的裸体照一一浏览？

“赤身裸体穿过外面商场时，一些顾客看得目瞪口呆”，这两句话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拍摄现场在4楼，主办方不是说4楼完全封闭了吗？从哪里又跑来了顾客看得“目瞪口呆”？我们到洗手间只是穿过走廊，怎么变成了“穿过外面的商场”？我一个靠打工求生存的小女子，吃了哪里的豹子胆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从“商场”上招摇过市吗？

报道文章还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标题是：“数十人聚在门口等候进场拍摄。本报记者纪海鹰摄”。另一幅标题为：“一个刚拍到影像的人正迫不及待地欣赏”。我不知道摄影师们是怎样掏钱给主办方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门口等候拍摄的，更不知道报社记者是怎么来的？是接到了主办方的邀请，还是闻讯而至？我更加想不通的是真有人拿着数码相机进场拍摄，并且拍完之后就跑出去当众“欣赏”，而进入记者“欣赏”画面的人头像恰恰就是我（尽管这头像只有米粒般大小）！难怪林老师说我上报纸了，我竟然就是这样大跌眼镜地“上报纸”了，并且上的还是一张全国闻名、发行量上百万份的《新民晚报》！这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悲哀？

看完报纸，我不能不对这次活动产生怀疑了。不是早就对我说过这是一次上海史无前例的艺术活动吗？不是曾不止一次强调过参赛者都是艺术造诣很高的艺术家吗？为什么变成了“只要交纳50元报名费”就可以入室拍摄？

带着种种疑问我请教我尊敬的老师林路教授，林老师安慰我说：“没关系的，这样的事情经常会有，媒体为了让自己的报纸好卖，总要找一些新闻来炒作，你就当他们是在为这家摄影器材批发市场做广告好了，这说不定还是件好事呢。”

有了林老师的劝说，我也就不好再问什么了。好在报上也没点我的名字，我也就不去多想了。虽然心情已经变得糟糕，但我们还是强撑了下来，善始善终，直到全天的活动结束。

三

为什么让我当替罪羊？

第二天，7月4日，星期天。一整天我都心情郁卒，昨天的事情像一团阴云罩在我头顶，驱不散，挥不去。

晚上，我给一位老师打电话。这位老师与林老师年纪相仿，也是一位摄影艺术家，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本想对这位老师诉诉苦，说说昨天的事情。不料老 师拿起话筒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生气了，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是小郭啊，你去买一份《青年报》看看吧！今天的《青年报》。”

《青年报》？为什么叫我看《青年报》？《青年报》上又出了什么新闻？我心里一紧，急忙问老师，《青年报》是不是也批评了昨天的活动？老师不愿正面回答，说道：“你去买份报纸自己看啊。”电话就挂断了。

天这么晚了，我到哪里去买当天的《青年报》呢？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在网上寻找。不详的预感不幸变成了现实：《青年报》也对昨天的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再看看其他媒体，铺天盖地一般，口诛笔伐一起对“星光”的摄影大赛进行声讨！

且看“千龙新闻网”的标题：“裸体模特进商场，玩的是什么艺术？”文章认为：“由上海市长阳路某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主办的裸体模特在商场内的‘行为艺术’引起了近8个小时的‘混乱’，是变相地利用色情牟利„„从本质上说没有离开那个阴暗的‘性’字。”

再看由“中新浙江网”7月4日发布的电传稿，文中说昨天的“大赛”参加拍摄者并非100多人，而是240名。并且，“记者还在比赛细则中看到，主办方通知中只有对参赛作品加以规定，对拍摄照片的用途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中新网”的这篇报道属实，那么，我和另一位模特就是彻底被蒙骗，充当了可怜的“冤大头”了！我不敢也不愿相信他们会骗我，因为我尊敬林老师，相信他说过的话不会掺假。他是大学教授，他何必对我这个打工者说假话呢？我想，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有没有沟通的地方。

于是我给林老师打电话，告诉他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切，向他请教我该怎么办？林老师仍像昨天一样安慰我，叫我不要放在心上，不过是媒体炒作而已，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我真能做到不放在心上吗？

树欲静而风不止。

第二天是星期一，上午我赶到我打工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务处。教务处的领导今天要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十几位签过正式协议的模特。会议内容是总结一学期的工作，并给我们发暑假的补助费。我一走进教务处，就遇到了一双双怪异的目光，好像我突然之间变成了陌生人。原来他们刚才正捧着前天的《新民晚报》议论纷纷，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他们也都在关心我，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鹦鹉学舌，把林老师说给我的话对大家说了一遍：没关系的，不会有什么事，媒体炒作而已。

开完会正准备回家，手机响了，是林老师打来的。林老师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今天的《东方早报》已经出来了，报 上也刊登了有关前天人体摄影大赛的报道，是一篇正面报道，对这场活动给予了肯定；坏消息是：公安部门已对前天的活动给予关注，市公安局要进行调查，要我下午两点钟赶到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公安局调查？为什么要我去？

林老师劝慰我，不要着急，接受调查，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了，并且，林老师也要去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我赶回到我的出租屋，带上了一些相关资料。午饭也没吃，心里乱糟糟的，不知等待我的是福还是祸。在报摊上买了一份《东方早报》，想从上面找到一点慰藉。看过报纸后心里仍是空落落的，报上刊登了我的一张侧身照片，说明是拍摄于7月3日在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举办的人体模特艺术摄影大赛活动之中。画面的处理很美，也很高雅，并配有几段文字说明：

7月3日，上海首次较大规模正式公开举行的人体摄影比赛在上海星光摄影之家俱乐部举行。本次活动的策划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路说：上海是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人体摄影没必要躲躲闪闪，只有普及了才能在整体上有所提高。当天的摄影比赛吸引了120位摄影师报名参赛。

看过报纸我联想到，前天的活动一定邀请了不少媒体的记者，不然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新闻报道呢？林老师所说的“媒体炒作”又是何含义呢？越想我越糊涂。

市公安局传讯，我岂敢怠慢。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规规矩矩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犯法的事千万碰不得！下午两点，我准时来到市公安局，林老师已经到了，我俩被分开询问。他在5楼，我在4楼。

负责询问我的是一男一女两位警官。男警官的形象很威严，女警官面色和善。我在心里暗暗巴望着由女警官来主审我，这样我不至于太紧张。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主询者是男警官。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这里吗？”

“知道，为了3号的摄影活动。我穿着纱衣在过道上走。”

“你知道你这样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穿纱衣也是没办法，这是我的职业，我有什么办法呢？并且当天的摄影活动的场所是封闭的，市场是封锁的。”

“封锁的？封锁的为什么人家能拍到你穿着纱衣乱跑的照片？”

“有我‘乱跑’的照片吗？我没见到过这样的照片，请求警官把照片拿给我 看一看。”

警官便把昨天的《青年报》拿给我看，报上果然有一幅我的照片，穿一件透明的黑纱，脸部、胸部、下部都用“马赛克”做了处理，迈步从走廊上走过。身边有4个人在看我，他们有的手里举着相机，有的还没把相机打开。

双手捧着报纸，我一下子像掉进了冰窖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说话呀！你说这正常吗？你知道吗，你在商场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这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我说，我能说什么呢？我的脑子里成了一盆浆糊，越搅越凝结难开。这样的照片，报社记者是怎么“抢拍”到手的呢？他躲在什么地方，我怎么当时就毫无觉察？谁邀请他们来的？又是谁默许他们在过道上拍摄的呢？

接着又向我询问了一些问题，我尽我所知都如实回答，也不知询问了我多长时间，我如坐针毡，盼望着快快结束。终于等到了结束的时候，我走出去，看见林老师正在外面等我，他说他已经出来一个小时了，一直在等我。我苦着脸问：“他们为什么要问我那么长时间，而你为什么就可以出来得这么早？”他摇摇头，很无奈地回答：“算了，走吧，这些人都这样。”

走吧，回我的出租屋，回我的小小天地吧。询问的事总算结束了，我祈祷观音菩萨保佑我，从此平安无事。

观音菩萨并没有理睬我，或许是她太忙，没听到我的祷告。7月10日晚，杨浦区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打我的手机，通知我到他们那里接受询问。我的心开始“砰、砰”跳，我回答说，我已在市公安局接受过询问了，为什么你们派出所又要询问？民警的回答很耐心。他说7月3日“星光”举办的摄影活动属杨浦区派出所管辖范围，因此市局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他们，所以他们还要找当事人做问询调查。

这时我人不在上海，我正在苏州给苏州大学美术系的师生们做模特，我便老老实实向派出所告知我的行踪，并表示回到上海后一定去接受调查。

与民警通完电话后，我迫不及待地给林老师打电话，告知他杨浦区派出所又要询问。我问林老师：“林老师，派出所找你了吗？”林老师回答：“暂时还没有找我，但是他们肯定会通知我的。”林老师一如既往地安慰我，不要想太多，不要有太多顾虑，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在苏州，我度日如年。都说苏州景色美，但美景不属于像我这样的人。终于结束了苏州大学的课程，7月11日晚上10点多，我回到了上海的小屋。一夜的忐忑不安，第二天一起床，我首先想到的人便是林老师，在这样的时候，林老师无疑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赶到林老师家里，他的神情依然从容自信。他嘱咐我说别的什么都暂不说，先投入艺术创作，拍摄新的人体照片。他正让我与他合作进 行一次命名为“四季”的摄影创作，摄影地点就在他家的阳台上。拍摄时间经历一年四个季节，每隔7天到10天到他家里拍摄一次，每次拍摄10分钟到半个小时，我的报酬是120元。

直到摄影完毕，林老师才有功夫听我说起派出所打电话的事情。林老师便对我解释说：没关系的，说明这件事情已经一级一级下放了，派出所是最小的单位。他们也就是例行公事，调查是必要的。你去吧，结束以后打电话给我。

走出林老师家门，手机就响了，是杨浦派出所打来的，问我回到上海没有？我灵机一动，撒谎说我还在苏州，我之所以撒谎，是想拖一拖时间，求人说说情，看可否把询问的事情取消算了。既然只是例行公事，取消怎么不可以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太天真无知了。

晚上，我找一个朋友咨询，他是位记者，又是个自由撰稿人，见多识广，又肯替人出主意。听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讲，他神色凝重，不无担心地说道：“这事麻烦，从派出所这样急着催你回来的情形来看，我估计是要拘留或者罚款，你明天去小心点，最好让林路跟你一起去，能稳妥点。”

咨询完这位朋友，我再次给林路教授打去求助电话，把刚才那位朋友的话如实转告林老师。林老师回答说：“这个记者是吓唬你的，没事的，他是要靠这个吃饭的（指记者吓唬人），你放心去吧！有事情打电话给我。”

第二天，7月13日，上午9点钟我便主动来到了杨浦区派出所。老老实实坐在一间办公室里，我等候着对我的询问。

大约是等到10点半左右，负责我这桩案子的警官从分局赶回派出所，这位警官形象也很威严，但说话很礼貌、很温和。一进门他就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材料，看上去足有一指厚，对我说道：“这些都是你这个案子的材料，你看看这些材料就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麻烦了！叫你早点回来事情也就早了结，在电话里你还那么凶！你什么时候从苏州回来的？”

“昨天晚上，很晚才回到上海。”我不得不当面对他撒谎。

好在他对此没有细究，接着说道：“现在呢，我们要对你们那天的拍摄活动做个调查，因为毕竟是在我们管辖范围里发生的事情，希望你能配合，好吗？”

“好的，问吧，我在市局已经说过一遍了。”我嘟嘟囔囔地回答。

询问开始了。

“姓名？”

“郭旭。”“出生年月？”

“1980年10月9号。”

“成家了吗？”

“没有。”

“父母的姓名？”

“警官，这跟我父母有关系吗？他们又没有参与活动，我不说他们的名字„„”

“你要配合我们，明白吗？你现在还没有成家，如果成家了我们会问你丈夫的名字，但是你没有，所以只有问你的父母了。这是必要的程序，你要理解。”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我竟然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让你们伤心的角色，把你们的名字“交代”出来！妈妈，我真想对你痛哭一场，可是女儿又不在您身边„„

无可奈何，我回答了父母的姓名。

一整天我都没有离开派出所半步，饮料、盒饭，都是由民警们代我出去买的。询问后的笔录还要送到公安分局，等候分局的裁决。

天气酷热，我可真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数着时间，等候着裁决。下午6点钟，分局的电话打来了，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裁定拘留我三天。

我的脑袋“嗡”一声涨大了，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关三天！得到警官们的同意，我慌忙给林路老师打电话，我像孩子向父亲诉苦一般向他哭诉：“林老师，他们要拘留我了，我该怎么办？”林老师在电话里回答：“不会吧？怎么可能这样呢？你先问一下他们到底会拘留几天？还有理由是什么？我打电话问问周斌（即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的周经理），再问一下其他人，你不要着急！”林老师接着又交代我：“先不要跟他们去，等周斌回来再说，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害怕！”

又等了一个小时，林老师的电话没有打来。我估计林老师没有找到周斌，其他人也都是爱莫能助。我就像一只山羊掉进深井之底，找不到一根救命的绳子。越想越觉得委屈：我既不是活动的主办方，也不是活动的策划者，为什么偏偏当了替罪羊呢？这其中的误会到底出在哪里？

裁决已不可更改了，派出所要把我送到分局，在分局的一些文件上签字。这时，我再次接通林路老师的电话，我没有向他诉苦，而是反过来安慰他，希望他不要为我担心。我说：“没关系的，反正也就是三天，很快就过去了，熬三天吧。” 我心里在流泪，我知道，我的这些话不仅是在安慰我尊敬的老师，尊敬的长者，也是在自我安慰„„

四

爸爸，妈妈，知道女儿在想你们吗？

牢房里的夜，为什么这般漫长？这般难熬？

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想起我的家乡，想起敬爱的爸爸、妈妈，我的心里一阵阵似刀绞火烧„„

从西安市往西南前行100多里路程，便是户县祖庵镇，那里是我的家乡，是我度过难忘的童年时光的一片热土。

“提起家来家有名”，每当唱起这句陕北民歌，我心里就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因为我的家也属陕西省，也是一个名声远播的地方。这里有道教的主要流派“全真教”创始人“重阳祖师”王重阳的祖居、祖庙，“祖庵镇”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这名字自王重阳归真至今未曾更改过，已有800多年历史了。小时候就常听爷爷奶奶对我说，重阳祖师是家乡的骄傲。他自幼孝敬父母，忠诚善良，勤学好问，文武双全。成年后曾应试武举，高中甲科。但他辞官不做，在家乡潜心研究道家真谛。他曾在低矮的茅屋里苦读诗书，终于悟出人生之真谛。突然有一晚，他一把火烧毁了寄身的茅屋，背井离乡云游四方，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否则永不回乡。他在山东省设坛讲道，足迹遍及文登、宁海、福山、莱州等地，收留了众多弟子。他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融儒、道、佛学之精髓，创立了“全真道”派。57岁那一年，他率弟子西行讲道，第二年病故于河南开封。众弟子痛失良师，千里迢迢扶棺送王重阳的遗体回乡，父老乡亲夹道迎灵，无不赞叹他为家乡争得了荣誉。这美丽而动人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激励着祖庵镇四乡八村的农家儿女要立志，要自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给父老乡亲丢脸，都不能给家乡抹黑！

但是，此时此地的我，有什么颜面回家乡见父母双亲？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我被关进了看守所，他们脸上那辛酸泪水能够对谁而流？

爸爸，妈妈，女儿对不起你们！但是请你们相信女儿，女儿是清白无辜的，女儿确确实实没有做违背良心的坏事！

为什么我要选择人体模特这一成为“众矢之的”的职业呢？我的“罪愆”，从我走进美术学院的教室那一天起，就如影子一般对我穷追不舍了。

爸爸对我说，我两岁的时候就会自己补袜子了，并且用的不是缝衣针，而是一根小小的钉子。每当爸爸提起这事时，眼里总是泪光盈盈。两岁那一年，母亲不在我身边，带着我的姐姐躲到外地去生我弟弟去了。新春佳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提着灯笼快乐地玩耍，而我却穷得鞋破、袜破，一双小脚冻得像红萝卜。我哭着要妈妈，爸爸安慰我说，妈妈到好远的地方去给你买新鞋去了，你听话不哭，爸爸带你去姥姥家。听说要到姥姥家，我破涕为笑。看着脚上的破袜子，我对爸爸说我要补好了袜子再去，要不姥姥会笑话我。爸爸找不到缝衣针，就给了我一枚钉子，我用钉子当针，牵一根线头在袜子上补来补去，哪里能补住破洞？父亲背过脸，不敢让我看到他的两行泪水„„

我家有6亩6分承包地，爸爸又在镇上的玻璃纤维厂当采购员，按说生活不应该太艰难。但爸爸是个孝子，他要挑起一个十几口家庭的沉重负担。他上有父母，下有6个妹妹和两个女儿，他要把这6个妹妹都一个一个供养长大成人。家里的日子入不敷出，却又要违背国家的政策当“超生户”。农家人有农家人的苦衷，这苦衷是城市人难以理解的。爸爸这一辈人，全家兄妹7个，就只爸爸一个是男孩，多少年来感到低人一头。因此爸爸妈妈下决心要为我生个弟弟，延续郭家的香火。

妈妈躲得远远的（后来我才知道是躲到了四川），当上了“超生游击队”队员。不久爸爸也去了四川，我被交给姑姑们照应。等妈妈如愿以偿抱着弟弟回家时，我已不认得她了，对她说：“阿姨，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在四川。”天真的我哪里知道妈妈为这事哭了多少回。

爸爸早出晚归到工厂上班，还常常出差不在家。辛劳的妈妈要种地，又要想办法寻找挣钱的门路。起初，妈妈当上了“鸡蛋贩子”，到各家各户去收购鸡蛋，然后拿到西安市去叫卖。收一天鸡蛋，晚上回家作好出发准备，第二天早上5点就离开家，胸前吊着两只篮子，篮子里有六七十斤鸡蛋，用双手护着，匆匆忙忙赶火车进省城，走遍大街小巷，饿了嚼几口干粮，渴了跟买鸡蛋的人要点水喝，直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够回家。这样奔波一天下来，可以赚到20多元钱，平均一天10多元，对我家来说，实在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

卖鸡蛋卖了几年后，妈妈开始改行拣破烂，收破烂。这工作比卖鸡蛋更累，而且每天都污头垢面，但妈妈没叫一声苦，反而常常在孩子们面前露出笑脸，因为收破烂的收入要比卖鸡蛋多出许多。

15岁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迎来了人生路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姐姐即将读高三，弟弟就要读初三，一家三个孩子上学，父母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这时姑姑们都已自立了（爸爸妈妈供姑姑们读书，其中一位姑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但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要靠父母奉养。我该怎么办？继续求学吗？

读初中时，我成绩不理想，因为我不能安心读书。刚上初二时，父亲就下岗了，原因是工厂不景气，发不出工资。父亲下岗那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堂堂五尺汉子，喝得醉熏熏的，一进门就抱头痛哭。妈妈又是给他灌醒酒汤又是劝慰，但父亲的嚎啕之声让人揪心。三个孩子围在父母身边目瞪口呆，一整天都不敢说话。自此，爸爸也加入到收破烂的队伍。家里开始养鸡，卖鸡蛋，最多时家里养 有1000多只鸡。放学回家我们几个孩子也帮着喂鸡，整理父母收回来的破烂。心事重重的我，哪能专心致志地读书？

我不想继续读高中，读大学。我想早点挣钱替父母分忧。

我自己做出了决定，告诉爸爸我要读中专，早毕业，早工作。

久久凝视着我的眼睛，父亲最后用大手拍拍我的肩膀：“娃呀，亏了你了！”

我读的是西安市对外服务培训学院中专班，学“公关礼仪”专业。父亲亲自送我进西安城。临行前，父亲把3000元钱数了一遍又一遍，一层层包好装进贴在腰间的袋子里。这是我第一次进省城，什么事都感到新鲜，两只眼睛不够使。父女二人先找了一家便宜的旅社住下，然后父亲便叫我先给学校打个电话，问问具体地址，明天好送我去。长这么大，我那里碰过电话？我用求助的目光望着父亲，希望这个电话能由他来打。父亲却显得很是“无情”说道：“你长大了，现在独自一人离开家走向社会了，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旅社的电话机就在我眼前，是一部红色话机，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它的模样。我拿起话筒，又兴奋又紧张，呆呆地站了足有三分钟，不知道该怎样拨号。终于见有位中年妇女走到我身边，我便向她请教怎么拨号，她告诉我说：“你把话筒拿反了！”我窘得满脸通红，但还是在她的指导下拨通了电话，并且用蹩脚的普通话与对方通了话。

父亲送我来到学校报到。父亲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的办公桌前，从腰间摸出一个纸包，打开两层报纸取出报名费，一张一张认认真真清点了两遍，然后郑重其事地双手捧给老师。老师接过钱扔进了抽屉，开了一张发票给父亲。父亲把这张发票视为宝贝，包进报纸，装在腰包里。

我送父亲出校门，父亲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嘱咐我要注意天凉时添加衣服，饭要吃饱；嘱咐我晚上要盖好被子；嘱咐我生病时要找医生，要按时吃药„„直到走出好远好远，父亲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向后望我„„

爸爸，妈妈！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忘不了母亲胸前挂着两大篮子鸡蛋匆匆出门的情景；忘不了父亲为我数钱时那一双结满老茧的大手是怎样在颤抖！今夜里，我却在这十几个女犯人同睡一铺的牢房里呼唤你们，你们在梦里能得以安宁吗？

五

我是怎么走上了人体模特之路？

在对外服务培训学院只读了一年，我突然做出了人生路上的第二个选择：中止学业，开始打工生涯。是父母亲的一次对话促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我回家度暑假的日子里，家里的喜事接踵而至。先是弟弟考上了高中，紧接着便是姐姐的高考榜上有名，接到了西安矿院（现为西安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双喜临门，全村人都为我家祝贺，但我的父母却愁眉深锁。

漫长的夏夜，父母常常一声声长叹。

北方人睡大炕，我与爸爸妈妈共一张炕席。这一晚，二位老人催我早早入睡，不要再在灯下熬夜看书。我乖乖地上了炕，假装呼呼入睡。我猜想他俩要在我熟睡之后商议家庭大事。我有意把背背对着他们。以免他们发现我在偷听。这时候我已快满16岁了，变成有心计的大姑娘了，可是在父母的眼里，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果不出我所料，在我假装沉沉进入梦乡之后，父母的对话开始了。议题是拿什么供姐姐上大学，又拿什么供另两个孩子读中专和高中？商量的结果是，把家里喂养的生蛋的鸡全部卖掉，把猪也卖掉，勉强可以凑够3个孩子的学费。可是生活费呢？筹划来筹划去生活费没有着落，于是便商议找谁家借钱有把握，如何开口去借。一边商议，父亲一边抽着廉价的“金丝猴”香烟（7毛钱一包），边抽边不住地咳嗽。

我真想“呼”一头坐起来安慰爸爸妈妈，但我不能，我还得继续假装睡得又香又甜，心里百无牵挂。暑假一回到家，我就发现父母头上的白发又增多了，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从不在孩子们面前叹一声气。父母的恩情，父母的爱，用什么语言才能形容？

当晚我心里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8月下旬，我就说我要返校。爸爸问：离开学还有几天，你这么早去干什么？我回答说学校要搞军训，要提前到校。赶到学校，我把所有的课本作业都装进了一只纸箱，扛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大箱子书本只卖了7元5角钱。再见了，语文、数学，再见了，笔记本！我觉得自己干了一件破釜沉舟的大事，简直像个“英雄人物”。怀揣着7块5毛卖书的钱，肩背铺盖行李卷，我回家了。这时我才公布了我的决定；不读书了，打工去！

父亲一听暴跳如雷，坚决不同意我辍学，母亲也含泪劝我重返校园。我给他们做开了思想工作。我说，就我这个学校，就我这个专业，即便是读满了3年，毕业之后也还是去餐饮行业当服务员，并且还不包分配，何苦再多读两年让你们操劳呢？再说了，我把书本笔记本全都卖光了，想读也读不成了。

父亲理解女儿的心，在他那泪水涟涟的眼睛里，二丫头突然长大了。像对知心朋友谈心一样，父亲与我面对面进行了一次长谈。父亲首先向我“披露”了他当年的过错，他说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嫌我又是个女孩子，曾打算抛弃我，想把我送人，想把我扔到路边，甚至想把我这幼小的生命断送掉，但是最终还是舍 不得这样做，毕竟是亲生骨肉啊！就这样，留下了一个跟着父母受苦的好女儿。父亲说着这些往事，痛悔不及，伤心不及，请求女儿原谅他„„

爸爸，你不必愧疚，女儿理解你和妈妈，女儿忘不了你们的养育之恩！

16岁的女儿就要独自一人走向社会了，他*的嘱咐千言万语，爸爸的嘱咐万语千言：千万不要上了坏人的当，遇事要多思多想。咱人穷志不穷，靠劳动挣钱，靠诚实谋生，不坑人，不害人，不该咱得的钱，咱一分也不能要。

爸爸再次送我到西安市，托熟人介绍，为我找了一份在大排档洗碗端盘子的工作。老板见面就夸奖我，说道：“这娃不错，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个本分勤快的姑娘！”立即讲好工钱，月薪150元。

我心里好高兴，为感谢老板的夸奖，干活格外卖力。清晨早早起床就开始忙碌，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前后才能下班。6个打工妹挤住在一间小屋，一回到宿舍，累得精疲力竭腰酸背痛，倒头就想睡觉。

虽然累，但我累得很开心，毕竟我有了工作了，能为家里人挣钱了。端盘子，打扫卫生，招呼客人，一样一样事情我都做得认认真真，赢得了老板的一次次赞许。

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就在我即将干满一个月的就要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老板突然变了脸，说我地扫得不干净，还偷懒，穷凶极恶一顿臭骂，把我给炒鱿鱼了！

我心里好不委屈，不是总夸我干的好吗？为什么说变脸就变脸？再说我今天的地扫得是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而且是到了换工时间，我是该休息了呀，为什么还要说我地扫得不感觉，还说我偷懒？

干了20多天，一分钱工钱也没拿到，我被扫地出门，真不知该怎样面队父母？

垂头丧气回到家，一见到父母便“哇”一声哭出声来。父亲赶到西安去问明原因，才听人说出了老板的老伎俩：招一个新工人，干到快满一个月时就找一个碴子辞掉，这样就不停地有工人来干活，不用支付工资。父亲差点气炸了肺，找到那位替我介绍工作的朋友，一起去与老板理论。老板碍与介绍人的面子，才答应付给我工资，七扣八扣，最后只给了我98元。

虽然只有98元，但捧在我手里却像捧着一块金元宝，这是我自食其力挣到的第一份工钱啊！

我要把这98元交给父亲，父亲说：娃，留着你自己用吧。我就对爸爸表决心：爸，你别再操心了，找工作的事你也别在为我东奔西跑了，我自己找！我开始走街串巷，在各家小饭店的门口寻觅招收服务员的广告。原来这样的工作并不难找，哪家店不需要洗碗端盘子的姑娘呢？但是这样的活干长了也才知不容易，才知其中的艰辛。

走进第二家店，没干多久我就离开了。这次是我自己主动离开的，因为老板的一双眼睛让我整日提心吊胆。他夸我长的漂亮，脸蛋怎么这么好看，哪里像个农村姑娘？说着话就动手动脚，嬉皮笑脸。我的天哪，这地方还能呆下去吗？只得不辞而别，逃之夭夭。

还有的饭店老板不欺负人，但老板娘要欺负人。老板娘会突然恶狠狠地臭骂我：一个端盘子的，下了班穿那么妖干什么，给谁看？其实我并没有“妖”，而且我也没有“妖”的本钱，我赚的钱那里够买那些“妖”的衣服？我只是换一身普普通通的干净衣服而已。这样的店当然我也不愿久呆。

这时候我却突然有了一个“新发现”，发现我模样长的并不丑。我虽没有沉鱼落雁之姿，也没有闭月羞花之貌，但父母给了我健康的身体，黑黑的头发，亮亮的眼睛，身材也不错，再普通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也不显得难看。这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祸？就连有些掌勺的大师傅也想欺负人，喊我给他们点烟倒茶，如若拒绝就想办法刁难我。

我学会了自我保护的办法：在一个地方决不能做的太久。反正都是端盘子扫地，反正月工资都是一两百块，在哪里干都一样。两年多时间里，我换了不下10个“工作单位”。

最后我“升级”了，到一家三星级饭店当服务员，一直干到了领班的位置，月工资由400元逐步涨到了800元。但是好景不长，我突然被辞退了，“罪过”是因为我说了一句实话。

有一天，大厅的吧台丢了1000多元现金，饭店的负责人来向有关人做调查，我实话实说，告之我在前一天晚上无意间发现大堂经理进过吧台，并动过钱柜。另一位打工妹也发现了，也说了实话。大堂经理当时就怒发冲冠，说我俩胡说八道。第二天，大堂经理通知我俩走人。

就这样，我又失业了。

我住的出租屋在郊区，百无聊赖的我天天跑到外面闲逛。这时我发现我“家”隔壁住着一个大学生，他不住学校住出租屋，常常关起门来画画，一画就是半天。出于好奇，我从窗外偷看，一看把我吓得倒退了好几步——他在画一个女人像，赤身裸体的女人像！

我的偷窥被这个大学生发现了，他大大方方地请我进屋观摩他的画。他说他在临摹一副世界名画，裸体女人是美丽的爱神。我对美术一窍不通，便问他什么叫“临摹”，他回答说“临摹”就是照着别人的画学画。他还告诉我，裸体画也是一门艺术，是高尚的艺术，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就不能缺少这一课，课堂 上还要对着人体模特画呢。我问他：就这么一丝不挂的叫你画吗？那有多难为情！他便给我讲了人体模特的价值，为艺术而献身光荣，不难为情。接着他又说：你的身体条件不错，可以当人体模特。我说我可不干。他就说也可以做肖像模特，不必脱衣服。我的心被说动了，问他当肖像模特能挣多少钱？他告诉我说西安美院的价格是一小时３元钱。

我正被失业之苦折磨着，渴望有一份工作。想一想当肖像模特倒也不错，坐在那里让人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且就只是坐着，不用做其他事情，该有多轻松啊，一个小时还有３块钱拿，不错，比端盘子强多了，何不去试试呢？这样一想，我倒变成主动的一方了，请那位大学生帮忙推荐推荐我。

大学生把我带到了西安美术学院，这是一座闻名国内外的高等艺术学府。接待我的人是教具科的科长，听说我想当肖像模特，回答说：学校马上要放暑假了，你等下学期开学之后再来看看吧。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恰就在这时命运之神突然降临，一位女老师从楼上跑下来对教具科的科长喊道：“今天这个模特不行，你给我换一个吧！”科长便指着我回答说：“这里刚刚新来了一个，你看看怎样？觉得可以就带上去吧。”

女老师把我审视了几眼，对我说：“跟我来吧。”她把我带进了教室，教室里有１０余名学生，有男也有女。女老师告诉我说：不要紧张，你条件不错，会做好的。女老师齐耳短发，看上去很精干，也很和蔼可亲。她叫我在模特台上坐下，身体要放松，做一个半侧身的姿态，由学生们画我的肖像画。我心里太紧张，手脚像僵硬了一般，没过几分钟就有点坐不住了，我才知道这碗饭也并不好吃，坐下来身体不许动，目光也不可四处张望，坚持下来谈何容易？但是我仍咬牙撑下去了，半个小时后休息，两条腿已经发麻，走路像灌了铅一样。女老师却鼓励我说：不错，你通过了，继续做下去吧。

就这样被人画肖像，画了一周的课程。

第二周去上课，学生没变，还是上周画肖像课的学生，老师却换了，换成了一个男老师。走进教室他就告诉我；今天画人体画。

画人体画？他说得平静，我听得吃惊！我不是来当肖像模特的吗？为什么要我画人体？老师看出了我的疑惑，告诉我说：别想得太多，到这里做模特，肖像人体都是要做的。同学们也一起劝我，说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老师和同学们又说，我展示给他们的是人体之美，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已经到了这一步，我该怎么办？我能当着他们的面走出教室吗？想到端盘子时受到老板的那些欺凌，我觉得现在这样做也算不上什么事了。最终，心一横，在师生们一双双鼓励与期待的目光下，我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六 原来我们只是活“教具”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经历，第二次我也就不再犹豫了。况且，做肖像模特一个小时只挣３元钱，而做人体模特每小时８元钱，整整多出５元钱。想到这里，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甚至有点庆幸，谁让我是个穷人呢？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心里感到不平衡，多少年过去了，至今也仍然想不通：老师和同学们口口声声说人体模特是为艺术献身，应当得到尊重，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归教具科管理？所谓教具，即教学用具，比如课桌、课椅，比如黑板，黑板擦、粉笔，比如学生画画用的石膏像，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这些活“教具”，与石膏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话只能藏在心里，当然不敢开口问，以免丢了饭碗。曾经有不少个模特遭到过训斥：你不想做就走人，想做的人一抓一大把！这话并不夸张，真的有不少人对人体模特这一行可望而不可及。中国在发展，人民的生活在走向富裕，但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为了打工挣钱，过去鲜为人知的人体模特也成了一些人竞争的职业。我刚进西安美院时，全院的人体模特已有七、八十个了。还有些“临时工”不计在内。听说，学校所在的地方，周围村子里的许多妇女都来当过模特。

我是姗姗来迟的一个，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个。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友好，因此，我来得最晚却工资最高，平均每月都有五六百块的收入。

我做了这一份工作，父母亲都不知道，我不敢让他们知道。

放暑假了，我又一次待业。但我很快就到一家酒吧应聘，工作任务是向顾客推销酒水，推销越多提成越多。９月份，学校打电话找我，请我继续去当模特，我答应了。白天在学校里做模特，晚上在酒吧里卖酒，一人打两份工，努力辛勤挣钱。一年下来我攒了不少钱，给父母买了一台洗衣机，装了一部家用电话，还买了一台ＶＣＤ，让他们在闲暇时也能听听陕西的秦腔。

在学校里，我渐渐成了一名成绩优秀的模特。版画系的学生欢迎我，国画系的学生欢迎我，油画系研究生班的学生也请我与他们合作，他们说我的肤色适合油画。后来，我又被雕塑系请去做了几周的模特。

国画系研究生班毕业时举办毕业展，请我去参加。我看到了他们画的我的肖像画。我没想到，他们会把我的头像画得那么大，而又那么美，放在展厅里又是那样地醒目！在这样的时刻，我才体味到了一点我的艺术价值，对研究生班的学生们生出深深的敬意。又一想到父母亲，终于从女儿的孝敬中得到了一些快乐，况且我的钱来的得也是干干净净的，虽说是裸体被人画，但并没做任何不光彩的事。心里就觉得宽慰了许多。

但我却被我的男朋友给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那时候的我正处在情窦初开的年龄，对爱情的深意并不了解。只是因为同病相怜的原因，我与一位打工仔走到了一起。他家里也很贫穷，离家到西安，在一家装修队当小工，每个月工资２００元左右。相识之后，我们常在一起诉说生活的艰辛，渐渐地成了朋友。我当上人体模特之后，收入比在饭店里端盘子大有提高，心里一高兴，就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话一落音，他就跳起来狠狠赏给我一耳光，并且恶狠狠地骂道：“你怎么这么贱？贱货！”然后摔下我扬长而去。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这一耳光，我的人体模特之路也许并不会走到今天。本来我的打算是做一段时间，等手头有些储蓄就坚决不做了，但是这一记耳光和一声“贱货”的恶骂激怒了我，顿使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我是贱货吗？我贱吗？我凭我的辛苦挣钱，我*在哪里？你以为当模特就是往课堂上一坐，享受“清闲自在”吗？这其中的苦，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数九寒天，师生们都穿着暖暖的冬衣，而模特却要脱得一丝不挂，做一个固定动作，半小时才能动一动身体。虽然有火炉子给模特取暖，但是炉子只能烤一边，另一半身体冻得全是鸡皮疙瘩。酷热的盛夏，学生们在教室里画写生要开空调，赤身裸体的模特却望一眼空调就害怕。学生们贪凉，有时竟把空调开得只有十几度的温度，冻得瑟瑟颤抖的模特只能咬牙坚持着，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盼望着课程能早点结束，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模特常与感冒药做伴。苦就苦吧，农民的女儿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但是为什么骂我是贱货？是的，我在课堂上脱衣服了，但这里不是阴暗的角落，而是高等学府的讲台。我的身体被人画了，但这身体是美丽的，干净的，师生们屏神静气用画笔记录着人体之美，他们谁也没碰过这身体一指头！

你瞧不起这工作，我就偏要做下去，我要用我的行为证明，我立得正，行的端，并不是什么“贱货”！

七 我第一次上了报纸

寒假里，几位没有离校的版画系学生邀请我当他们的私人模特。他们年纪比我大，平时待我都很友善，考虑了一下，我就答应了。其实与在课堂上画画没多大区别，只是学生只有５个人。

这期间，有位学生说《三秦都市报》的记者想采访我，问我答应不答应。我立即摇头表示反对，我说像我这样的职业有什么可采访的，保密还来不及呢！学生们却七嘴八舌鼓励我，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他们说，就是要让人们揭开神秘面纱，了解人体模特这一特殊职业的价值。多了解才会有多的理解，见多就不怪了。提出这一要求的同学最后恳求我，说那位记者是他的好朋友，刚到报社上班，想写点有影响的稿子挣挣表现，就算是请我帮他朋友一把吧！

我不好再推辞，就答应了，并且约好，文章写出来不要用我的真名。

记者来了，却不是版画系学生的朋友，而是一男一女两位资深记者。派两位资深记者来采访，说明报社领导对这篇文章的重视，我心里有些激动。他们跟踪采访我，前后大约一个月时间。他们采访方式耐心而自然，像与朋友随便聊天，还带我到西安古城墙上散步，为我拍了不少照片。

文章终于见报了，果然实现了承诺，主人公没有用我的真名，而是用“白雪”代替。但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我的照片，认识我的人谁不知道“白雪”就是我郭旭呢？我心里有些慌了，担心这事情被父母知晓。但我又安慰自己：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