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教授谈语文学习

北大教授：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文|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原系主任）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一、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很重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

二、“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

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

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

《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

三、“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并不截然对立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

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

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四、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一是读无用之书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

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

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

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 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五、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

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

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第二篇：北大教授谈教育改革

2012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做客新浪网，介绍语文教育改革研究情况，并对中学语文教育、高考作文命题与阅卷、语文考级制度等，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

访谈视频——温儒敏谈语文教育改革

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

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定位不能过高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松涛。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大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温教授，欢迎您温老师！今天我们请来温教授是要探讨一下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关于语文教育方面，温老师您是主要研究什么方向的，是和语文相关的吗？

温儒敏：当然有关系，在中文系，我的专业是研究文学史。

主持人：您之前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不是师范类的院校，您的主业又不是语文教育，为何现在这么关注语文教育，还出版了一本《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温儒敏：敲边鼓嘛。不过中文系总还跟语文有很大关系的。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是以培养师范生作为主要(任务)的，它的学科设置也没有师范类。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也要比较关心这一点？大概七年前，当时我还是系主任，在北大成立了一个语文教育研究所，主要是关心中学、小学包括大学的语文教育，做这方面工作。我说敲边鼓，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要关心中学、小学，关心一线的、社会的一些事，用综合大学的资源来推动中小学课程改革。北大历来都有关心社会的传统，老师们以前参与中学、小学教学研究的也不少，前辈的学者就是榜样。这些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也可以说有某种程度脱离实际的趋向，学者们、老师们关在象牙塔里能往外透透气也好。

主持人：是有一定的担忧吗？

温儒敏：这种趋向发展，对于学科自身发展也是不利的。北大这样的学校还是应该有相当部分的精力关注社会，为社会服务。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师范院校会觉得)你看北大都成立了，北大都做这些工作，我们师范学校是不是应该更重视呢，这几年全国师范类学校关于语文类方面的研究所就相继成立了六、七所，这是合理的回归。我们也帮助教育部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所以我说是“敲边鼓”，是因为我们不是“正规军”。

主持人：虽然不是非常正规的正规军，但是还是非常有专业建树的，可以给语文教育发展提供很好的意见，让我们有比较好的参考标准。说到语文，尤其是中小学生对这个太熟悉了，因为整个九年义务教育包括高中时期都有语文这个科目的，而且是三大主科之一，进入大学之后基本上不会再提语文这个科目名词了，语文在大学中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科目？

温儒敏：也有大学语文，很多学校、很多院系也要求开，要求开这个课的目的是因为现在有些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太差，有些理科的学生要写报告的话表述都不清楚。语文说到底不完全是语文本身，是思维的问题，最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院校希望能开大学语文。但是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普遍又不受重视，因为大都不是必修，学生其他的课业很重，少有时间来学语文。

主持人：语文是基础的基础，它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语文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讨论它，因为它很基础。

温儒敏：语文的社会性很强。

主持人：现在关于语文的争论不断，很多人都在说两句，是这些讨论有问题，还是(语文教育)本身有问题？

温儒敏：本身有问题，但是媒体上的讨论也太多了。我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太多地关注语文，意思是过于“关注”，争论太多，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是干扰。但是也有一些误解，为什么不关注语文？别的学科都不太好参与，像物理、化学不好参与批评，但是语文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批评，弄得教语文的压力太大。语文的改革相当困难，比任何学科难度都大。

主持人：一个学科想要改革的话，首先要确定这个学科要研究的方向，语文学科您觉得应该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还是说文学甚至是人文方面的东西呢？

温儒敏：最基础的就是语言文字了，语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中学语文要求不能过高，定位不能过高，它就是培养普通公民谋生的能力，有阅读的能力、一定的写作能力，能够清晰地、得体地表达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有，但不完全是语文一科可以负担的。语文要以语言文字学习为主，但是学习过程中肯定要大量涉及到文学、文化、历史，甚至科技，各方面都要涉及。所以语文这个学科的范围很广，是覆盖性、弥漫性的，语文很少有人说它是一个学科，物理学、化学都是“学”，“语文学”就没有人这样说的，语文是很基础的东西，每个学科都要涉及。如果要把握这个学科的性质，它最核心、最基础的方面，那就是阅读、写作素养的养成。

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师，老师要是有水平，随便拿一份报纸、一篇文章，可以把“语文现象”讲清楚，学生也爱听。

应试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难完全除掉它，因为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来改。

让学生既考得好脑子又不被搞死

主持人：虽然语文是非常基础的学科，但是语文的学习过程也是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从最简单的拼音、识字学起，慢慢就有短文的阅读理解、写作，包括大学有大学语文，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我们如果想改革语文教育的话，如下是从哪些方面入手？

温儒敏：课程改革搞了十年了，不光是语文，整个收效不是特别大。

主持人：为什么不大？

温儒敏：因为这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整个社会竞争加剧，焦虑感加剧，普遍的焦虑弥漫整个社会，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家长道理上明白孩子要素质教育，要全面发展，要健康、快乐，但应试教育没有改变，又只能不断地给孩子加重学业负担。学校按规定不再布置重的作业了，家长却又安排上这个班那个班，现在孩子的学业负担比十年前加重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学生的负担)反倒是加重了，之前一直在说减负。

温儒敏：也在一直想办法，最近要出台新的课程标准，16个学科都要出台，包括语文，最近要公布。课程标准里面有一个核心理念，还是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要减轻学生的负担，要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尽量做，能做一点是一点。

主持人：如果想改革的话，教材应该也是一方面，因为现在我看到的最新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和我当时上学时候的版本比起来，已经不知道更新了多少代了，现在整个语文教材也是在不断地修订、不断地推出一些更适合现在学生学习的篇目，也是在不断地改革。现在语文它还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和教材有关系吗？还是和现在的学生包括教语文的老师们有关系？

温儒敏：应该说都有关系，教材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师，老师要是有水平，随便拿一份报纸、一篇文章，可以把“语文现象”讲清楚，学生也爱听，所以老师的水平是关键。当然教材也重要，应该说十年来各个学科的教材有很大的改革，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糟糕，动不动就拿民国时期的某些教材来比较，这是不合适的。时代不同，很多问题没有可比性。现有教材还是有很大的改进。它有问题，可以改，但问题主要不是什么篇目之类，而是教材梯度不够。

主持人：是所有的篇目都在同一个梯度上？

温儒敏：倒也不是。这些年的教材比较追求内容人文性的体现，所以普遍采用单元结构。比如说初中的教材采用的单元主题有家国情怀、历史星空、热爱自然……，等等。要照顾单元的主题来选文，主要是考虑内容方面，对于深浅程度，学习语文习得过程需要的螺旋式上升规律，可能就难以照顾到，这是目前要改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像某些批评说的，有些选目怎么样，选目问题都好办。

主持人：在现有梯度不是很够的情况下，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一位教师应该怎么样上一堂语文课，他想教给学生的语文应用方面的技巧怎么能更好的传达？

温儒敏：教无定法，老师有涵养、水平，还要有心，愿意对学生下工夫，因为每位老师所面对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城市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是不一样的，连一个班里的学生都要考虑不同的情况，所以没有一通百通的教学方法，要根据学生不同情况设计教案。现在要紧的问题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应该说很多老师的水平还是达不到要求，他只能按照别人提供的教案去教，比如说出版社给一个教案光碟，或者是哪个报刊设计好的方案，很死板的按照这个来讲，没有针对性，确实比较僵化。

主持人：这种教学方式虽然不能让学生在语文方面有多大的提高，但是说不定可以让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有好成绩。

温儒敏：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应试教育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很难完全除掉它，因为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逐步地来改，在应试教育还存在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学生既考得好，脑子又不搞死了，这就行了，至于什么方法大家来想办法，千万别把脑子搞死，搞得讨厌学习，败坏了胃口，那就会终生受损的。

主持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位同学语文特别好，每次考试基本上差个两三分就满分，语文经常拿第一，后来被我们选成语文科代表。后来我问他说你语文怎么学得这么好，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语文，当时我挺惊讶的，我说你语文这么好你怎么还不喜欢，他说不知道，就是为了成绩好一点才去学的。怎么让现在的学生除了应试之外真正地喜欢语文学习呢？

温儒敏：这就看老师的水平了。如果不考虑考试的话，不现实，家长也不干，但又不能完全陷进去，从初中、小学开始就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天性，让他们多读书，不要限制读闲书。儿童、少年有他们的“语文生活”，跟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喜欢一些闲书，让他们读好了，读多了，语文水平就上去了。不要限制他们读课外的书，要鼓励他们，他们有阅读兴趣语文水平才能上去。不然的话考分再好，上了大学都还没有培养起阅读兴趣，一生都要受损失。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是没有味道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教材当中更多加入一些中国古代诗词方面的篇目，您觉得合适吗？

温儒敏：合适，现在高中、初中课文中古诗文不少，高中占的比重更大。新的课程标准马上要公布了，规定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要背诵熟读古诗文135篇(段)。其中1～6年级75篇，7～9年级60篇。1～6年级的背诵篇目都是诗歌；7～9年级的篇目，除诗歌外，也选入了一些短篇散文。

主持人：这个要求会不会有些高呢？

温儒敏：一点都不高。你想想小学到初中有多少年，甚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要背古文也背了不少，这是可以的，要求并不过。

主持人：古诗词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最能锻炼他们哪方面的能力？

温儒敏：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体认，他通过朗读、学习自己会有感触，会作为一种审美的积淀，这是很重要的。另外是语感的习得，不学古诗文就难于形成语感，文章不漂亮。这是很重要的，从了解文化和语文学习都需要背诵一些古诗文。

现在英语有考级，其他艺术类的也有考级，为什么汉语就不能考级？

现在大学老师要用相当多精力做中学老师本来就应该做的工作，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作文应当往培养思想力方面引导

主持人：现在高考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满分的篇目，甚至是文言文作文，都有这种表达方式，学生们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首先他们在学校学的就是古文，而且可以把古文应用到文章当中，而且词句非常漂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作文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在高考过程当中，咱们的考官们是更看重写作时候的文笔、形式还是辞藻，还是更注意作文当中表现出来的思想？

温儒敏：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去年高考第二天我接受了人民日报一个访谈，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高考作文要改革，从去年开始已经有所改革，其中一点就是不要太注重文笔，太注重修辞，太注重外在的一些东西，而是考察学生学会清晰地、得体地表达，有一定的思想。你说深刻、创新什么的，中学生也很难做到，他能够把某些意思清晰、得体的表达已经很好了。现在高考作文命题也要改，以前比较偏重文学、抒情，现在我们主张多往理性靠一靠，往培养学生思想力这方面引导。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历来都比较注重文笔，就是文章写得漂亮，不太注重思想的表达，现在我们应该往理性这方面靠一靠，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这是一个改进。高考作文题是“指挥棒”，对语文教学有很大影响，而且社会影响也很大，每年高考的时候上级部门都限制传媒不要报道，但是都还在报道，因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怎么来改？就是往理性靠一靠，往思考能力的表达靠一靠。像有一年北京出的题目，《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想象力，但是发挥起来就有点困难，不容易考出水平。

主持人：但是这个题目我觉得出的还是挺不错的。

温儒敏：但是有的容易写成抒情文，学生的写作统统都变成一个味道，什么扬起风帆、理想的航程……全是这一套，还是要他真实、得体、清晰地表达就可以了。

主持人：现在高考作文也是在不断地改、创新，从每年我们期待高考作文题目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每年的高考作文题就像我们每年期待春晚一样，都在第一时间迫不及待的知道出了什么样的作文题，等到成绩出来以后再把满分作文拿出来细细推敲、琢磨，这也是语文教育好的一方面，很多人关注它，很多人希望我们国家语文教育做的更好。我觉得改革语文教育作文只是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好好改的地方有哪些？

温儒敏：再补充讲一下高考作文的问题，太要紧了。我现在还是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去年年底我在北大召开了一个全国高考作文会议，可以说是民间会议，不是上级给的任务，主要是研究怎么命题、改卷。全国来了20多个省的这方面专家，也是帮教育部做这个事，就发现问题太大。高考作文60分，分4等，二等就是40分上下。我们调查了好几个省，发现40分左右的占到76%-80%，这就是说，学的再好也很难50分以上，再差也不会30分以下，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认为作文是没有办法教的，也不用学的，这就是高考指挥棒。去年我们给上级部门写了内参，也在各个媒体呼吁要改革，现在有一定的改动。但是改动难度太大。两个问题，第一没有把高考命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来做，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班子。高考命题因为有保密性，要集中到一段时间，一两个不让和外边联系，不让打手机的，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出题不容易，要查找很多资料，不能有重复，还要符合几方面要求。这样重要而困难的工作在各个大学里面，并没有把它重，甚至不当成业绩。就是有关部门找一些老师他愿意干的就去出题了，当然有些老师不错，但是也有些老师并不专业。年岁大的、有经验比较有水平的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参加出题一两个月，那一个学期的课就不能上了，老师的利益会受到损失，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学校必须重视、主管部门重视，给出题这样的工作很高的位置，请一些很懂行、负责任的老师来做，自然就会做的很好。

阅卷也很重要，但问题很大。现在改卷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大学里面抽调一些老师，但大学老师一般是不愿意去改卷的，改十天七天工资很少，相当于小时工的工资，所以不愿意去干。很多学校就只好派一些博士生、年轻教师。从经济上说改卷是亏本的，承担单位自己要垫很多钱来鼓励老师参加。大学老师一般不愿意去改卷，改卷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博士生，甚至还有硕士生，去年有一个省爆料出来有本科生参加，这个问题太大了。老百姓都愤怒了。这是因为投入太少，各个学校都是自己给钱，像语文阅卷的点在北大，是北大给钱，有关部门的拨款不够嘛。这是非常具体的政策性问题，相关部门我也呼吁过要他们要重视，虽然是一个环节，但是会影响大局。阅卷另外一部分是中学老师，愿意参加，水平也可以，但是他们参加往往有现实目的，就是摸底，为了第二年高考，他们是轮流来的，当是培训，就是来看看高考语文有什么变化，所以阅卷队伍很不稳定。让一支不稳定的甚至水平相对不能保证的队伍来阅卷，工作量又那么大，语文的阅卷工作量比数学大一倍，这样不能够保证质量，也对考试的公平性有影响，确实也有一些“冤大头”。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不难改，不牵扯到任何部门的利益，不是利益链上的问题，只要有心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改就可以改。希望相关部门要有钱投入，还要有心投入，不能不作为。

主持人：就像您刚刚所说的，现在很多教育部门，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个工作看得要有多大的诱惑才去做，其实这就是教育工作者基本的职责，他们的基本职责就是这样的。不要小看请多么专业人士过去用心批改考生的卷子，这个很小的行为将来会让语文教育领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将来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温教授您之前也提到过实施汉语考级制度，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改革方面，这个制度引起了很多争议，争议主要是哪些方面？

温儒敏：汉语考级我是了解的，我认为应该支持它实验，既然社会有这个需求，就试一试，不要一出来就猛打，要允许它试。现在英语有考级，其他艺术类的也有考级，为什么汉语就不能考级？但是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不要商业化，第二个不要变成一种硬性的(要求)，只是提供给相关用人部门参考，根据参考者的汉语水平，看到底是否适合做某种工作。很多国家也有类似考级的设置。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您认为怎样可以将中学的语文教育还有大学在语文方面的基础课衔接起来，甚至成为我们终生教育的起点？

温儒敏：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在大学几十年也没有间断地教本科的课，科研任务再忙，我还是有相当精力教本科的课，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调出去了当北大出版社的总编辑，我还是兼本科一年级的课。我发现现在大学生很多中学语文没有学好，受应试教育束缚太厉害了，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读的都是零零散散的道听途说的。比如说《红楼梦》就看过电视，没有读过完整的书、基本的书，所以上到大学以后就没有培养起阅读的习惯。一个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人，都要有阅读习惯，整天看电视、打麻将不是好习惯。现在大学老师要用很大的精力，去扭转学生的学习方法，让他们转向自主性的学习、创造性的学习，但比较难。我在山大也碰到这个问题，要用相当多精力做中学老师本来就应该做的工作，把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主持人：感谢温教授做客我们大讲堂，和我们一起聊中国语文教育方面的改革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语文教育将来肯定会有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功能性的存在，同时再次感谢温教授做客我们新浪网上大讲堂，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温儒敏：再见。

第三篇：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作文与“自己的”生活

从老师到学生，一提到作文写不好，首先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已经喜欢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愚蠢的思想：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这种糟糕的理论搞得人心惶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很傻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地、真诚地与工农“结合”去了。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呆在所谓的“生活的海洋”之中。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害臊还是让人感到害臊。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的苍白。到了文革十年，几乎任何作家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出来一些作品，滑稽可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把一个无比广阔地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只有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才叫“生活”。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现在，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得大人们的大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怎能没有生活呢？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在讨论生活的问题，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语文老师在怀疑一个孩子有没有生活，大概只有中国。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他不知道应该写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高尚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校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猜测的作文题。题的数目多达50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无的。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爱）？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纪作文统考，作文题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光翻白眼。因为他们的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他们知道有个党叫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一位具体的共产党员。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一个孩子写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他儿子写道：我的二姑夫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而实际上，这位二姑夫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大家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

了”“看水闸的来了”„„所谓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我们讲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完满的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引发给他们。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伞（小学语文课文中的“看图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图景）。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国人的。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我曾在一个小作家的学习班上，对那些孩子说：你想写好作文甚至想当作家是吗？那么，你得万分的小心，你得牢牢记住那些作家的教训。他们老了，也就算了。但你们才十几岁，对吧？十几岁，好光景！你要警觉，要保存住自己高贵的天性、新鲜的感觉、潇洒活泼的思想。如果人家提着一个什么高深的“境界”硬要你进入，如果人家硬要你背弃自己的生活，你可怎么办？凭你现在的地位，你可能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可是，你一入了那个道，你的写作又要完蛋，你甚至一辈子写不好文章。岂不急煞你了？那么，你就得学点“狡猾”，耍一点小聪明了。你要认真对付人家，但同时要在心里不停地叮嘱自己：文章不是这样写的，文章不是这样写的„„你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写你并不爱的×××，写你并没有见过的×××，写你不曾做过的×××。不是说你不扣题吗？你就把题目在文章里多出现几次。不是说你主题不明确不深刻吗？你就在结尾时专门来一小段“点题”的文字，把那个所谓的高度打上去。这可能是损招，只有在人家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可用。这叫以荒诞对付荒诞。记住，保持住自己那份纯正的品质和那份上帝赐予你的神圣而优美的感觉。有空时，你再认真地写你自己的作文。

不要紧的，等你长大了时，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时，你有了争辩的权利和力量，你的境况也会与从前不大一样，真正懂得写文章的人也会多起来。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性质。它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脚下。所以，你要坚持用你的眼睛观察你的生活，用你的感觉体验你的生活，用你的思想审视你的生活，这些就是你现在写作文、以后当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第四篇：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有些抹黑共产党的人恰就是共

产党员

2014年04月23日10:18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有话说(4,047人参与)收藏本文

原标题：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第五篇：北大、清华状元谈学习经验(语文)

第一部分 北大、清华状元谈学习经验

朱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生，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

语文，是学好文科最基础的科目，它的重要性正如数学在理科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一样，但学好语文又是最难的。因为汉语既然为我们的母语，其命题可深可浅，一旦这个度把握得不准确，就会造成试题偏易或偏难。高考语文试题，一般分为三大块，即基础知识、阅读和写作。基本上涵盖了要求学生掌握的各个知识点，如基础知识题，一道题目可以涵盖多个知识点，一个点掌握得不好，整个题就不好做；又因为它基本上全是客观性选择题，不存在给一部分的问题，因此，要拿就必须全拿。这部分知识的复习说难也不难，我一直认为学好语文最重要的不是读或背，而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对语言文学的敏感度，例如病句一项，有些人可能读一遍就能辨析得出来，有的人钻研了好多遍还是不得要领，这就是一个素养的问题；加强语文素养，才能使语文成绩有所进步，而且它对阅读、对写作也大有好处。阅读又分古文阅读、说明文阅读和现代文阅读三项，由于阅读的文章都不是我们曾经见过的，因此做起来的确很有些难度。因此在平时做题的时候应该多加强训练，有的人把阅读分解为若干小项，如古文分为实词、虚词、大意、翻译、主旨等等分点复习，我觉得这实在很不必要，其中要把一篇文章彻底读懂了读透了，什么样的题也是难不倒的，这也可适用于说明文阅读。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现代文阅读了，现在题干设计朝主观化靠拢，这是好事，防止了客观题不会做胡猜的现象。为了使阅卷标准化，现在的题型大抵是从原文中找取若干关键词语，联缀成句。这样寻章摘句的做法是否能测试出考生的真实水平，我看很不一定；很多的时候，我能读懂文章，但题很可能做错；有的时候我读不懂文章，题目还有可能做对。不过再好的考试制度也难免有缺陷，相信，不久会有一种更科学的题型出现。做这类题的关键是找出与题旨与题干联系密切的句子，提取压缩，精减字句，尽可能符合字数要求而又通顺。其实，高考语文最重要的是写作，一般人高考语文分数不过100分左右，而作文可能占据一半的分数，实在不能轻视。再者近来作文大多有两种文体写作要求，这样更有利于缩小分数差距，这样对后进生很有利，在自己较擅长的文体上要多拿分、不擅长的也要尽量缩小差距。一般来说，高考作文不同于竞赛作文，它要求一个“稳”字，最好不要有过于奇异的写法出现，以防阅卷者目不能识，误为跑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概保守，在文章要求的限度内要尽可能的新颖，即使是陈旧的题材，也要努力翻出新意来。一篇题旨新颖而又有度的文章是很受阅卷者赏识从而判高分的。如今年高考作文题，考生们大多受陈规局限，于社会政治意义上大费笔墨；而在两幅漫画本身之异同上则惜墨如金，结果舍其本而逐其末，误入命题者之彀中。因此，作文要想拿高分，光有“稳”字是不够的，还须有一个“新”字。胡湛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学生，贵州省高考理科状元)：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要有完善的知识结构，语文是基础，因为“语文既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的综合性强，不象数理化那么有明显的循序渐进；它虽然也有阶段性，但不可能截然分割。要对自己进行有效的语文训练，首要的是必须全神贯注地听课，上课时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做到眼看、耳听、口说、心想、手写，尽可能地吸收有用信息。光这样还不够，还要高度重视课外点滴的积累，勤作读书笔记并持之以恒。我最喜欢《语文报》和《作文通讯》。每次阅读上面的文章都非常用心，看完后想一想，记一记，使头脑里留下较深的印象，对自己认为最有价值或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就摘录要点作为资料保存；对上面的题认真做并进行筛选，对未掌握好的知识进行再思索，弥补薄弱环节，高考时感觉很有收获。此外，还需要找一本高考考纲的“考点解析与训练”，对照每个考点认真复习，做到有的放矢，然后要做相当数量的练习，做题时务必要做到透彻理解，不要忽视任何一个考点。对已暴露出的薄弱环节，突破时也要讲究方法。我先对拼音和作文这两部分感觉复习效果不佳。针对拼音的难点，我找来了《咬文嚼字》、《难字浅析》等书刊，认真看，仔细领会并多记。至于作文，考虑到高考复习紧张，不可能用日记的方法，我就记素材，经常记一些警句啊、例子啊等等，作为写作文的“材料仓库”，这样在写作文时构思快，容易左右逢源，不至于笔头干涩。总之，由于语文科知识综合性强，涉及范围广，我们应将听、说、读、写并重，以提高自己语言文字的能力。

刘阳(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黑龙江省高考文科状元)：

语文，这是万科之源，一定要常抓不懈，并且在学好书本知识的前提下，不拘泥于书本。阅读方面，要做到现代文、古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可失之偏颇，尤其是对古文。有很多人不喜欢看古文，认为枯燥，缺少激情。实则不然，读古文是一举几得的工作：可以提高你的分析理解能力，扩大你的知识层面，印证加深你在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另外，对你做历史卷中的材料解析题也会有不少帮助。如此多的妙用，则不可不读。在此，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对我颇有帮助的杂志——《中学生阅读》。那里边不但有许多名家名作，而且有针对性的录出很多阅读题目，典型而且系统，不妨读读看。提到语文，就不能不提到它的重头戏——作文。对待作文，首先要破除这样的错误认识：文章好那是天生的，我天生就写不出溢美之文，没辙。实际上，没有天上掉下来的生花妙笔，要想提高写作水平，一要多读书，二要多练笔。通过阅读书籍，可以培养语言的感知力，扩大视野，丰富头脑，这样动起笔来不至于无话可说，写的文章不至于空洞无物。在阅读时一定要做个有心人，及时做读书笔记，不让任何有效信息漏掉。比如1994年高考中的语文题，填写成语中有一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课本上找不到的，只能靠平时课外阅读的积累。进入高三，时间变得很宝贵，于是有人认为写作文、练笔很费时间，就把所作之文减之又减。熟能生巧，作文也是如此，总不练笔，再高的水平也难一下笔就佳句连篇。反之，你写作不太好，坚持练习，会有突飞猛进的成效。因此，即使在最忙的总复习阶段，也要抽时间写写日记，作一些典型的文章，这是有利无害的。请大家注意，我上面的一句话绝无轻视书本之意。因为书本是最初知识的来源，是万变之宗，特别是书中每个单元后的复习题，更要给予重视、记牢、吃透。另外，饭后睡前的闲暇时，可以翻翻字典，纠正一下读音，认定一下字形，熟悉一些生僻的词语，做到有备无患。梁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天津市高考文科状元)：

我在文科班的语文课是由一位学识渊博的特级教师——刘淑明老师教授的。她教学经验丰富，水平很高，给了我不少好的方法。记得刘先生给我们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我》，我就从外貌、爱好、优缺、理想几个方面写自己，而且用一种自嘲的语气。刘先生挺满意，夸我文笔不错，却又婉转地批评我作文深度不够，思想性不足，“玩”文章。其实，对于这类作文，我很喜欢作，因为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文学”。记得从初二开始，我就练着虚构故事，因为“虚构的情节较事实更吸引人”，当然，虚构还要以真实为基础。有篇那时的“力作”，至今记忆犹新。其内容大概如下：幼年的两个小伙伴随父母移居美国，多年后归来，满口我们美国怎么、怎么，还贬低中国的文化艺术和传统习俗。这些事实深深刺痛了我。文章的结尾是“在古老东方，有一个沉重的声音在召唤：‘归来吧，远方的游子。’”其实，那是我当时看了一些关于出国热和华裔“新一代香蕉”的报道有感而写的。可谓是时代的产物。到了高中，写记叙文的机会少了，但我常练笔。我觉得记叙文重在“新鲜”、“真实”。这就要求我们会体察生活，做有心人。我有一种观察人物的方法：在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