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国考申论(副省以上)

2014年国家录用公务员考试

申论试题（副省以上）

（满分：100分 时限：180分钟）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5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3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给定资料：

1、“良辰吉时已到，婚礼开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2012年 月6日中午，在江南某村，一对“85后”新人的传统结婚仪式正在举行。

“这对小夫妻年纪不大，倒愿意举办农村的传统婚礼，真稀奇。”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据了解，这是当地几名大学生村官策划的第一场农村传统婚礼。

看惯了西式婚礼的走红毯、切蛋糕、倒香槟等流程，这场农村传统婚礼，让年轻的新郎新娘感到别有一番韵味。

新郎东平怀着欣喜而忐忑的心情望着新娘丽丽。在婚车上，新娘喝完糖茶洗好脸后，就盖上大红盖头，小鸟依人般挽着新郎的手走下婚车，鞭炮声中，新郎新娘踩着印有“喜”字的麻袋走进堂屋，麻袋又称“代代子孙”，寓意新人早生贵子。这时，空中下起了一场“花瓣雨”，惹得围观的孩子欢呼雀跃。

“接下来是“过火盆”，红红火火。”在婚庆策划人员的提示下，新郎新娘绕着院中的三堆火走三圈后。正式进入堂屋，婚庆策划人员告诉记者，新人跨过门槛时要先抬右脚，这是 “顺脚”，寓意婚后的日子顺顺利利。堂屋主桌上摆放着成双的龙凤花烛、果品和用于挑起红盖头的喜称“称心如意”，“新郎官，你不看看新娘长啥样吗？”人群中有人喊道，新郎笑着拿起“称心如意”。小心翼翼地挑起红盖头一角，露出新娘的嘴角。“虽然他们并不像古时候那样等到拜堂时才头一次见面，但挑红盖头是传统婚礼仪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写进了策划书。”婚庆策划人员说。

大学生村官W是婚庆策划主力之一，她与同为村官的Z和L策划了这场农村传统婚礼。W表示，他们十分看好传统婚庆仪式的前景，也希望能借此施展自己的策划能力。

记者在婚礼结束后向婚庆策划人表达了自己观摩婚礼的感动心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策划一场传统婚礼的时候，W说：“与新式婚礼比较，传统婚礼更注重过程和仪式，半年前这对新人就按严格的传统习俗精心策划和准备，这种漫长的筹备过程让新郎新娘都显得格外郑重，他们也非常接受这种传统婚礼，我相信对这一对新人来说，这也是一次心理和精神的升华过程，这种传统婚礼仪式会影响他们一辈子。”Z则补充说：“传统婚礼庆仪式不仅仅是一种世代沿袭的乡村习俗，也承载着传统精神的内涵，甚至是传统文化的某种载体和形式。传统文化与习俗在某种意义上观望着农村青年的文化和精神的归属感，甚至传承着某种民族精神。”

2、某网站发表了如下一篇文章：

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中国的面貌几乎每天都在刷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因为这种速度自豪。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或许正在我们手中悄无声息地流失。祖宗流传下来的国宝，有许多在海外才能看到，有人统计，世界上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赌那些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1-

在某国倒卖中国文物贩子的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一些文物大省，集团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全国盗挖古墓案有10多万起，被毁古墓20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没能幸免，外国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却不断得以充实。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先生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北京市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磷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倾刻间湮灭。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那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毁灭更加触目惊心，譬如鲁迅笔下的“杜戏”“五猖会”，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农村过去家家过年帖的剪纸和年画……也许有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要重要的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那些无形文化遗产，大多是活着的。活生生的文化遗产的流失，就更令人感到心痛。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民国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挤走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市上去买廉价而缺少灵气的印花纺织品。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民间文化的消失，其速度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数千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这样下去，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则是某些政府官员在文化理解上存在误区。不少地方斥亿万巨资生造“文化”和虚假民俗，拆掉古城而改建的粗制滥造的“仿古街”比比皆是，有些地方还把一些历史传说和文学故事中有道德污点的人物也尊为“名我”供奉。以上种种均反映了对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不仅没有增加文化内涵，反而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

3、时间到这里仿佛变慢了。秋天早晨的菊儿胡同刚睡醒，一进一进的院子走入，粗斜的老树仍在，院子中央整齐地码了几十盆花草。有人趿拉着拖鞋走出屋，揉着眼睛背着手浇花。两位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站在胡同里，市声渺远，只觉几千年几百年的日子就这么悠悠地过了下来，这里依然是风雨不动的世上人家。这就是诗意栖居的代表作—“菊儿胡同”，是吴良镛在北京四合院基础上设计出的现代民居。1987年，菊儿胡同还是积水、漏雨、杂乱无章的地方，早年建造的四合院已成了破旧拥挤的大杂院，吴良镛受邀设计改造。他的“有机更新”理论认为，住房是城市的细胞。新建房应自觉地顺应城市的传统肌理，于是有了“类四合院”，既保留了天井、院中的老树，又能容纳更多住户。房屋为白墙黛瓦，错落别致。吴良镛非常留意娱目之景：在坡顶修建楼阁和平台，可远眺景山、北海、白塔：在院中配置不同姿态的树种，使院落小景丰富有变；甚至楼阁的高度不一，增加建筑群轮廓线的变化，屋顶亦因此有了韵律美。如今住在高层小区里的北京人，是无法享受到郁达夫笔下“故都的秋”了。菊儿胡同里的人却仍可坐拥旧时的景色：“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而只是探索了一条传统建筑改造的路子。”2012年10月16日上午，在北京“2012年中国建筑学会年会”的开幕式上，这位中国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做了题为《人居环境与审美文化》的主题报告，讨论如何将“艺文”融人人居环境。

游客张女士说，来豫园本来只是随便逛逛，听导游讲解之后才发现好些建筑都有故事有门道。站在豫园九曲桥上，还可以看到远处的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等建筑，景观确实不错。

豫园旅游区是上海老城厢的发源地，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豫园、城隍庙、上海老街等为中心的旅游风景区，九曲桥、湖心亭尤其享有盛名。民俗工艺小商品、上海及全国特色小吃、上海本土文化及民间文化在此得到重生与发展，成为市民节庆庙会地。豫园作为留存完好的江南古典园林，被誉为“东南名园冠”。豫园商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过大规模扩建，成为规模宏伟的仿明清商业建筑群，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民族风格，豫园被塑造成一个文化综合体。为了再现民俗风情，豫园商城推出了“豫园中国节”的概念。正月有新春民俗艺术灯会，三月有中华美食节，四五月是春季庙会和茶文化节，夏季有少数民族风情节，秋季有庙会和赏菊啖蟹节，冬季有冬至膏方节等。尤其是元宵灯会在春节期间的上海最有人气，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并因此成3-

么，就让我们借妈祖之名，以亲情的名义祈祷四海归一，天下一家吧。

5、平阳鹤溪百年缸窑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而且还曾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去年，平阳县公布了第一批县级历史文化村镇，鹤溪因缸窑而榜上有名。

早在商周时期，浙南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最原始的制陶技术。这一点可以从平阳龙山头石相国墓中出土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陶片得到证明。瑞安陶山瓷窑、泰顺大安陶窑等。均凸显了温州地区生产陶瓷历史的悠久，分布的广泛，平阳则以鹤溪缸窑的创建时间为最早，历史也最富传奇色彩。

据《平阳县志》记载，明万历47年(1619年)，鲁通、鲁明等人利用腾蛟凤巢的优质陶土，在后庄村建窑烧制陶器。后逐渐兴盛，发展到18座窑，后庄村亦改名为缸窑村。1940年，当地人谢伯和出资创办缸窑陶瓷厂。次年，群众集资4300银元，创办缸窑陶器运销合作社，共有社员72人，年产陶器5万只。1946年，在化学专家苏步皋先生的帮助下，开始生产化学工业用的耐酸坛，产品远销南京、上海等地，深受用户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制陶工艺得到迅猛发展。1954年，由苏增财、谢如观等人带头成立了凤巢陶器生产合作小组；1957年扩大为生产合作社；1959年升格为平阳耐酸器材厂，属地方国营性质，职工增到300多人，并新建倒焰窑1座。开始采用机械化生产，这是缸窑烧陶工业的全盛时期，其产品畅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1964年，我国为支援阿尔巴尼亚修建炼焦炉，需要一批质量上乘的缸砖，而在国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货源。后来，经有关部门推荐，他们找到了缸窑。于是，生产缸砖的重任就由缸窑耐酸器材厂承担。在上海援外部门的指导下，工人日夜奋战，缸砖试产成功。后送上海鉴定，质量完全合格。缸砖的试产成功，不仅解决了我国的援外任务，而且也同时解决了上海焦化厂无缸砖的后顾之忧。这一辉煌时刻永久载入史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缸窑烧陶在浙南地区有一定的影响，瑞安等地纷纷派人前往学习，同时缸窑也有不少烧陶师傅到周边地区传授技艺、帮他们建厂烧窑。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需求旺盛，缸窑曾一度空前繁荣，除满足温州各地日常生活所需外，产品还销往台州、丽水和福建等地。此后，由于缸窑生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又恢复了私人作坊方式，并逐步走向衰落，但至今仍顽强地生存着。

鹤溪镇缸窑村位于平阳县西北部，距县城18公里，属半山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境内有大溪流经。缸窑就坐落于缸窑山西麓，这里背山面水，风光秀丽、陶土资源丰富。烧陶必备的水、柴、土三个条件在这一应俱全，难怪缸窑村的先祖不远千里从闽迁徒于此建窑烧缸。缸窑整个布局错落有致、依山就势。总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共有三进单层简易砖木结构陶瓷作坊，每进作坊大概有17间房子。解放初期，缸窑共有4条完整的窑床，现尚保留2座。每座窑床长约30米，最多一个窑一次可烧500个左右器物。据缸窑传承人之一的谢孝夏先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间，缸窑手工艺人达百余人，然后逐年减少，现今只剩8人。这些还在以传统工艺制陶的工人，或许是这座百年缸窑的最后守护人了。

鹤溪缸窑作为温州地区保留至今为数不多的原始活陶瓷作坊，是浙南山区传统民间手工艺的缩影。它的保留为研究浙南地区陶瓷发展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6、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赴宁夏考察团的成员之一，作家F来到了宁夏。在雄浑的贺兰山前，一幅幅原始古朴的岩画激荡着他的情绪。F看完贺兰山岩画，内心颇有感触，他特意为此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逝去的无形无迹的光阴正镌刻在一幅幅粗朴的岩画中，F说：“原古先民以默默地文化符号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和情感，对观者内心形成强烈的冲击。”

贺兰县的皮影戏也令他感慨。他认为，贺兰皮影戏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古迹”要素保持得非常好，表演皮影的民间艺人张进绪有优秀的秉赋，声情并茂，其家族式的传承则保证了皮影戏架构完整。道具乐器等“老家快”也仍保存着，很难得，政府应把贺兰县的皮影戏当宝贝保护。

谈到宁夏的文化发展和保护，F认为，经过深厚积淀的回族文化和西夏文化都是本地独有的文化优势。从这点来说，保护文化是第一位，不要子孙后代还没有了解。独有的文化已经消失了，保护文化必须投入资金，宁夏文化首先考虑的是做精做细，只有文化做精，才有强大的可能。

作家F被人誉为“民间文化的抢救人”，对此，F说：“这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F认为，物欲横流更容易导致精神被轻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经受着精神价值的淡漠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坚守民族的特性，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显得尤为重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保护其本身蕴含的精神：“我们现在所要保护、抢救的也是中华文化的神。如果我们不抢救自己文化的神，那么我们玩来玩去还是玩洋人的神，就没自己的神了。”

F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一直存在困难，但每个阶段的情况不同。初期的困难是你的声音没有反响，像在空气里呐喊，没人回应，现在好了，上上下下都有了反响。但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又被政绩化，表-4-

现出来往往是在“申遗”之前很下功夫，“申遗”一旦成功反而不用劲了。因为不少地方喜欢做面上的，能够很快出效果的事情，而“申遗”以后日常的保护期与政绩“解构”。实际上文化遗产更需要“申遗”之后的保护，F提出了两个观念，第一是不应该只是政府保护或专家保护，因为文化是属于全民的，只有全民行动才能保护好，全民保护是个关键。还有一点就是科学保护，无论“申遗”前后的保护，还是后来的资源开发，只有从学课上和科学性上使出一整套的方案，遗产保护才能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多方面的，比如博物馆保护、传承人保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等，但科学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当国人开始普遍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介和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粗取精、批判继承的问题，其间或许昭示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性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异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指出，所谓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学、美学、人类学、艺术或科学观点看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名胜地。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在不同的文化长期交融和碰撞过程中产生了今天的地球文明。今天的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兴趣、规模和方式，积极开展各种旅游和探险活动，了解和接触世界文化遗产，从内心深处表现出对文化多样性的渴求。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人类是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历史文化遗产保留着现代都市人的历史记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要把握现在，走向未来，必须先理解过去。文化遗产为人类连接过去和现在建设了桥梁。也为从今天走向明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2”中的文章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要重要的财富。”请结合“综合资料”，谈谈你对这一说法的见解。（15分）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

二、我国有不少地区在保护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果你是某市负责地方文化保护工作的人员，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3”，概括从中可以获得哪些启示。（10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三、有关部门拟在全球最高的妈祖圣像落成周年纪念日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活动，需要一批志愿者向游客讲解妈祖文化。请你根据“综合资料4”，为志愿者写一份示范性的讲解稿。（20分）

要求：

（1）内容具体，切合主题；

（2）准确全面，逻辑清楚；

（3）表述生动，对象明确；

（4）总字数400-500字。

四、假如你是平阳县的大学生村官，请根据“给定资料5”，为政府网站写一篇短文，向社会介绍鹤溪缸窑，以期促进缸窑的恢复与发展。（20分）

要求：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通俗易懂，表达简明；

（3）不超过400字。

五、“给定资料6”中的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能触发人们许多思考和感情，请参考“给定资料”，以“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为题，写一篇文章。（35分）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

（4）800-1000字。

第二篇：2013年公务员国考省考申论资料

2013年国考省考超全公务员申论热点资料

第一编 新华时评

 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荒唐！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１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６０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６月７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直到７月１３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６０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１７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

 让社保的阳光普照全民

“要是‘老保’真的能跟着人走,那以后我们农民工再也不用‘退保’了,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2009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一位人民网网友在留言中表达了对这两个文件的美好期待。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县级统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难以完全适应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状况,导致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在跨地区、跨城乡就业时,由于无法转移养老保险关系而只能“退保”的现象。上述两个《办法》的出台,规定了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的具体办法,有望从制度上终结“退保”现象,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衔接和统筹协调,在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

为何要让社会保障覆盖城乡居民? 社会保障,经常被人形象地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收入分配的调节阀”、“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作为国家和社会为保证其成员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助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障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公

平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自“一穷二白”起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陆续探索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并逐步完善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制度。进入新世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越来越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相继建立。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的新的发展目标。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程度,实现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任务。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每一个人时刻都有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自然、经济、社会等风险,单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一般难以化解。而社会保障事业能够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在遇到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问题时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大的影响,使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意外灾害的群众有生活来源,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可见,社会保障事业为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较为明显。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调节收入的再分配功能,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充分发挥这一功能,弥补市场的失灵和缺陷,有效调节中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标准,从而减少贫困,适当缩小社会成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保障水平决定着社会和谐稳定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使得劳动者的就业、生活面临着更多不确定的风险和压力,广大农村居民、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群、关闭破产和困难企业职工、退休人员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日益凸显,一旦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完善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各种风险保障,帮助他们消除和抵御各种市场风险,避免和缓解因生活缺乏基本保障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同时,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通过开展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方式,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

特别是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提高社会保障程度,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长期以来,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相对不足。据统计,2007年,我国消费率在36%左右,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55%的比例,更低于世界发达国家70%的比例。而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有助于稳定城乡居民支出预期,减少他们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有研究表明,城市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每年可增加1041元;农村家庭每增加一个有保障的人口,家庭消费支出每年可增加483元。因此,现在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达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

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保障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时下,浙江嘉兴农村流行一句口头禅:“送礼就送养老金。”说的是不少子女掏钱为年老的父母上养老保险的新鲜事。2008年10月1日,嘉兴正式实施《嘉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将社保范围扩大到城乡所有人群。农民、未参与保险的城镇居民、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员均可参保,近90万城乡群众为此受益。此举使嘉兴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地级

市。嘉兴城乡居民对这一政策交口称赞,一对参保的老两口高兴地表示:“以前总担心老了会拖累子女,现在有养老金可拿,没有后顾之忧了。”

嘉兴推行的“全民老保”政策,只是近年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保障有了长足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各类参保人数的增长上: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2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37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23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40亿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0.98亿人,成为世界上参保人数最多的保险计划。农村社会保障也取得明显成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人数达到4291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合农民达到8.14亿人,参合率达到91.5%,基本达到全覆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起点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不适应之处,与人们的期待和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社会保障覆盖面小。我国虽然相继建立了针对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不少保障制度刚刚起步,覆盖范围小,覆盖率不高。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保障的人口大概在3亿人左右,目前参保人数为1.18亿,参保率只有39.3%。此外在养老保障方面,还有农民、农民工和城乡无保障老人三个群体,无法纳入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保障范围还未覆盖全民。

社会保障水平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6%左右,与发达国家20%以上的水平相距甚远。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只有12%左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此造成群众享受到的保障待遇偏低,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只有30%左右,城乡低保标准总体偏低等。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还不够健全,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一方面,该建立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比如,我国尚无一部社会保障基本法,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还不健全,致使社会保障领域的很多工作因没有法律规范而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现象。另一方面,该统一的制度也未完全统一。比如,受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存在着各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的问题。各地都分别制定并统筹安排仅适用于本地的政策、标准、措施,导致社会保障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接续、转移阻碍重重。这与市场经济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求是极不相符的,使得大量流动就业人员难以正常享受养老和医疗待遇。

如何让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每一位城乡居民? 细心的人们可能会发现,进入2009年,我国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程。2008年年底至2009年2月,对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09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3月,《政府工作报告》在推进社会保障建设方面再出大手笔:2009年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加439亿元,增长17.6%。4月,新医改方案公布,确定今后3年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元推进医改,还明确提出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3年内参保率均要达到90%以上,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环境之下,这一项项重大举措的推出,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正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大好时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推进。目前,无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从制度基础、社会环境来看,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而当前我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形势,也为我们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要看到,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难点多问题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们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城乡、整体设计,分步实施、配套推进,积极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推动社会保障体系事业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适应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要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对城乡各类群体作出符合其就业状况和收入特点的制度安排。当前的重点是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当务之急是抓紧出台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尽快启动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适应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建立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要在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的基础上,适时在全国普遍推开,真正发挥统账结合、部分积累的制度优势,努力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抓紧研究制定投资运营管理办法,努力实现基金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呈现出流动性强、就业方式多样化等新特点。我们要适应这一要求,着力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争取在2009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发挥社会保险的互济和调剂功能;抓紧制定出台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办法,解决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社保关系接续难的问题;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逐步解决城乡社保衔接问题;在设计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和政策时,充分考虑灵活就业人员的特点。

适应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社会保障作为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当前,重点是加快社会保险法立法步伐,研究制定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社会保障基金监督与管理条例等配套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的法律体系。

适应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要求,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社会保障离不开财政支持。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逐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使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达到20%左右。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要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投入,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蓝图已经绘就,可以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好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

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

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

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浙江宣华华）

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

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

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

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

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

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

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

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记者伍晓阳）

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

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

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

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 时评：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

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瞭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 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维护职工权益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４日电（记者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１４日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这对于当前的企业改制重组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只

有充分尊重职工、紧紧依靠职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改制重组才能顺利推进。

受金融危机影响，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愈加频繁。许多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获得改革发展的动力，重新焕发生机。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忽视职工民主权利，企业重大决策和改革方案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甚至在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实施，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企业改制固然是经济行为，但操作者、执行者、受益或受损者都是具体的人，有时上万职工的切身利益。涉及成千没有广大职工的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改制不可能成功。除商业秘密外，企业改制的一切事项，从企业的总资产、总负债到职工关注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裁员安置等问题，都应及时向职工公开，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监督。

要充分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在改制重组中严格履行民主程序。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企业要依法将改制方案提交职代会审议，广泛听取职工意见，保障职工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

对改制企业而言，应更加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之家”，使职工可以依托工会组织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畅通利益沟通渠道。企业也可以通过工会对职工开展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工会真正成为联结职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广大职工含辛茹苦为企业发展奉献了智慧和汗水，企业改制重组必须让广大职工成为受益者。任何企业改革都应把“保障职工利益”作为首要任务，由职工全员参与重组方案协商确定。只有坚持以职工为企业之本，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顺利实现企业改制重组，获得新发展。

 政府信息公开不能总像“挤牙膏

湖北云梦县国土资源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当地一公民马某的信息公开申请置之不理，被诉至法院后才重视起来，就马某申请的土地登记程序、收费标准等事项详细解答。此非个案。北京昌平区李某在申请镇政府公开拆迁信息遭拒后，通过诉讼维护了自己的知情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一年多，在一些地方仍然磕磕绊绊。老百姓向有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吃闭门羹的情况屡见不鲜，似乎只要老百姓不紧逼，政府就不着急。

“挤牙膏”式的政府信息公开现象说明，“衙门作风”在一些地方相当顽固。至今仍有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把政府信息公开当包袱，漠视群众的知情权，认为政府信息要不要公开、什么时候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不是要看百姓需要，而是要看政府意愿，由政府说了算，实际上当然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衙门作风”，摆错了政府与群众的位置，也摆错了政府意愿与法律规定的位置。政府的权力来自群众，是代表群众行使社会事务管理权，而不是替群众作主、作群众的主；政府只有依法行政的责任，没有超越法律、无视法律的权力。政府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应严格遵循法律规定。从根本上讲，遵循法律规定就是尊重群众意愿。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干部都应当切实转变观念，摆正位置。

面对群众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各级政府都应当在“第一时间”予以重视，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精神依法办理。等到老百姓提起诉讼、司法程序启动后才被动地公开信息，结果只能是办了事情却落不着好。

一个为民、务实、廉洁、高效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能公开的政府信息都应当主动、及时地向群众公开，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

 改革高考加分制度势在必行

新华社记者王金涛、茆琛

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７日宣布，取消３１名违规加分考生的高校录取资格，媒体对此事中民族成分造假行为后果的热议将因此而告一段落，但相关讨论还在继续，一个主要问题是：高考加分制度该何去何从？

高考加分制度是为了纠正高考选拔人才中“一刀切”偏差而建立的，有其合理性。但这项制度在推行过程出现了加分项目过多、弄虚作假等问题，从而对其公平性形成了冲击。今年高考前后被曝光的浙江、重庆等地加分造假事件就是明证。面对这些问题，主管部门应该顺势而为，通过改革完善高考加分制度，从根本上杜绝造假事件，维护高考的公平性。

改革高考加分制度，首先应当精简加分项目，尤其是对群众反映强烈、争议较大、监管难度大的加分项目，应该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勇气。从浙江省航模生加分造假一事不难看出，这样的加分门槛偏低，市场化组织的参与也使此类特长培训成了“富人的专利”。再比如，北京大学去年录取的２４名重庆考生中，有１７人为加分考生，其中１３人凭借“二级运动员”加分，４人凭借少数民族成分加分。而在一些地方，花钱就能买到“二级运动员”证书。对这类加分项目，即使要保留，也应严格审批程序，控制规模。

健全监督机制、增加透明度，也是改革高考加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公平来自公开，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高考加分造假现象严重，与决策、执行不公开有直接关系。造假事件曝光后有关地方加强了加分公示，但公示制度还很不完善，对造假责任人的处理也存在模糊地带。如何在这方面切实改进，是主管部门应当尽快解决的问题。

要杜绝高考加分造假行为，社会监督不可缺少。重庆３１名民族成分造假考生被查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