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

第一篇:申论热点
一篇曾经在国考中获得88分的高分申论范文 【华图-公务员考试试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
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
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
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
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
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5.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
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
6.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二)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存在的问题
1.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和特点认识不足,把握不准
群体性事件一般具有人员聚集性、目标一致性、形式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特别是我国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和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各级干部和参加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人员都应该掌握其规律和主要特点,以便在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一是主体具有多元性。过去群体性事件主要涉及婚姻家庭、邻里、债务等类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涉及面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征地拆迁、退耕还林、用水用电、村务管理、劳资纠纷、企业转制、军转干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矿山开采、涉法涉诉等,诉求涉及诸多方面,同时,参与的主体也没有固定性。
二是成因具有复杂性。群体性事件的焦点和成因十分复杂,不但有民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同时涉及治安、行政、企业等,有时还跨地区、跨行业,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成因有历史原因,有政策原因,有利益原因,有宗族原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原因。
三是手段具有对抗性。以往的群众上访,情绪比较温和,多数只在本企业、本系统、本地方反映情况或静坐等。当前群体性事件动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突袭上访,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时间短,重大节庆、敏感时期往往会增多,处理不当,极易激化,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2.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不透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有着十分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处于变革过程中各种现实矛盾、社会问题和体制政策缺陷的综合反映。当前,引发多发性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利益碰撞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当前群体性事件多数是由于利益冲突而引起的。随着体制转轨,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引起利益分配冲突,而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一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显现;一些人采取非法或不正当的手段,危害群众利益和安全,突出的如非法集资、合同欺诈、私挖滥采、制假售假等等。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得不到及时解决,希望通过信访来表达利益诉求和改变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二是部分基层组织化解矛盾能力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根据平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基层。基层组织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有效发挥作用,能起到“稳定器”和“安全阀”的作用。但部分基层组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注重政权建设,加上少数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上交矛盾、迁就照顾,驾驭复杂局面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弱,致使一些本该在当地解决的问题未得到解决,群众怀疑“软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通过“硬方法”闹访表达诉求。有些乡镇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意识不够,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没有及时关心群众的疾苦,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扩大或激化。
三是信访渠道不畅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原因。基于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一些单位和部门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和建立科学的程序,迅速处理信访事项,未能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及时就地化解矛盾。
四是部分群众的“闹访”心理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部分群众在反映利益诉求时片面强调个人利益,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以违法上访等方式给党和政府施压,完全不顾及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3.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不完善
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但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处置过程看,也暴露出不足,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情报信息收集网络不建全,缺乏灵敏、高效情报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基层组织尤其是基层综治维稳机构和公安机关缺乏一套灵敏、高效情报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对超前性、行动性、动态性、有实用价值的情报信息收集不多,有时难把握处置工作的主动权。
二是有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工作能力低。平时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流于形式,难以发现深层次的矛盾纠纷,对有重大隐患的群体性事件苗头难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导致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
三是处置预案不完善。有的部门制定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预案不切实际,措施针对性不强,发现重大不稳定隐患,往往手忙脚乱,一时无法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突破口,致使无法有效控制整个事态发展。
(一)维护群众的物质利益,从源头防止群体性事件
一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解决经济基础问题。我国现阶段所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经济领域的物质利益关系引起的利益矛盾,还是政治理念、民族差别或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源于经济原因。倘若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了,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回旋余地就必然会更大。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稳定就有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为此,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特别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亏损企业、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努力实施再就业工程;要改进和加强以“联、帮、促”为主的多种措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带动社会各界献计献策,共谋发展;要采取“路教”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到农村宣传,促农业发展,帮农民致富,为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二是减轻群众负担,关注民生问题。近些年农村发生的一些矛盾,有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状况迟迟得不到缓解,寻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取少予”和侵犯群众利益造成的。决策者要树立正确理性的政绩观,不能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只顾眼前的虚假繁荣,去牺牲老百姓的利益。而要从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量力而行,切实解决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同时,社会福利目标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即不能超载也不能人为压低,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群众在为发展付出代价的同时,分享到发展的成果,调动和维系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三是要健全社会救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要逐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 社会安全网,实现社会公平。要完善“低保”,建立医疗、教育救助制度。对那些通过自身劳动仍不能解决生活温饱者,国家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困难家庭在生活、医疗、教育、就业、住房、重大事故和灾情等方面的救助。比如,要用减免学杂费和恢复人民助学金的办法,实行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同时要建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物价指数的上升,适时调整低保标准的机制,使之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性安排。
(二)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处理群体性事件
一要大力发展基层民主。要通过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减少民主欠缺带来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健全与完善村务公开制度。通过地方立法限定村委领导权力行使的范围,并将应公开的村务内容设定为村委领导被罢免的具体条件,以及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度,促使村委会领导将村务公开视为特定责任,全面促进村务公开,并将进一步完善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监督内容和方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委、基层政府和村党组织对基层民主选举的监督内容和形式,排除家族势力对选举的干预、影响与控制,防止因选举不公正而产生社会冲突。
二是完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使社会矛盾的处理和解决有法可依,促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健全法律法规,关键要从法律层次界定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规范处理群体性事件相关机关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运行机制等,要对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乱纪的惩戒作出法律的规定。特别要抓紧制定群体性事件处理的专门法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使之出台。同时,要健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规章规定,对不合时宜的规章及条款给以修订和废除。比如,2007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出台专门指导性文件,对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提出具体意见。其中包括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坚持惩治少数,争取、团结、教育大多数的原则等。
三是规范政府的执法行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运用法制宣传教育这一重要手段,在处理干群矛盾中,在处理突发事件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依法行政,少犯错误,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使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程序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因此,对政府而言,应当大力提升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干部依法行政的水平,学会按法律办事,学会按法律程序、法律手段解决冲突。同时,要加大对党政干部违法行业的惩罚力度,对于因侵害群众利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等原因造成社会影响的事件,要实施责任追究制度。比如,在公务员法、政府采购法中规定,加大对于过激行为、违法行政进行处罚,使党的干部自觉依法行政。
(三)健全防范和处理机制,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
一是构筑有效的防范机制。首先要把防范关口前移,建立、健全各级领导协调解决重大矛盾纠纷的责任制,建立重大群体性事件限期化解制度;其次要把防范重心下移,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县区、乡镇、街道、企业、居委会、村委会三级矛盾纠纷调节防范工作网络;再次要把防范时间延伸,重大活动、重要时期要开展重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当前,必须把重点时期的防范化解工作延伸为经常性的工作,做到关键时期重点抓,平常期间经常抓,坚持抓早、抓小,及时察觉并解决一些倾向性的闹事苗头,防止矛盾的聚积和扩大。比如,许昌县建立了“1+4+1”的处理涉检信访问题工作新模式,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协调,以检察院信访接待站、派出所、基层法庭、乡镇司法所为依托,村两委协助配合,构建起县、乡、村三级信访联络机制,实行定期下访,敞开接访,主动约访,实现涉检信访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从源头上防范处理涉检信访问题。
二是逐步完善社会宣泄机制。一般说来,群体性事件在其发生的初期,还只表现为一种隐性的、个别的状态。然而如果缺乏排放和宣泄的渠道,隐性的、个别的不满情绪就会积聚成大量的、集中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 有必要完善疏通不满情绪、排放冲突因素的机制,从制度上保证有一个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通道,给社会成员以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发泄不满的场所。诸如领导接待来访,与群众对话,民主议政,民主评议党员、干部等形式,让群众能畅所欲言, 使不满情绪通过经常的、小规模的交锋,得以逐步缓解, 不至于因不断积聚而产生激烈冲突。为健全这样一种体制,必须正确理解“稳定压倒一切”,不能把稳定理解为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行为,不给群众以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
三是建立快速高效的处理机制。比如,建立信访情报交流制度,按照及时、准确、全面的要求,建立起多层次、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对本部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建立协助接访制度,群体性事 件涉及相关部门管辖范围的,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派人共同解决处理;建立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研究信访工作的特点、成因、预防对策和处理方法等,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各部门应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矛盾纠纷予以化解,切实摒弃互相推诿、扯皮的不良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制定和优化工作预案,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在法律保障、指挥协调、警力调配、通讯网络、后勤保障、处置措施和程序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等方面,尽快形成一套比较完备规范、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需要革新思维
刚刚过去的2008年无疑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年,从6月贵州省的“瓮安事件”、7月云南的“胶农事件”到11月始于重庆“的哥”罢运而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再到甘肃的“陇南事件”„„激烈的冲突对抗、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恶劣的社会影响,群体性事件以极端的表现形式给基层党委、政府敲响了警钟:面对多发的群体事件,政府该如何处置?众所周知,不同的思维决定不同行为,不同的行为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些基层政府继续沿用过去习惯的简单定性、模糊定性的思维,许多群体性事件不是在一种公平、及时、宽容的状态下得到处置,而是在一种简单、固化、迟滞乃至粗暴的方式下得到处置,结果不仅不利于群体性事件的妥善解决,反而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悲剧。因此,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需要革新思维。
一、群众利益漠视不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突然爆发出来,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导火线不同,但其中深层次原因大体相同:无不是由一些群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极少数领导干部对群众感情冷淡麻木造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群众存在许多积怨,党群干群关系已经比较紧张,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的现实背景下,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群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集中反映出少数领导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听不进群众意见、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工作作风。正如云南省普洱市副市长杨锦昆在通报孟连事件处理结果新闻发布会上所言,现在“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
二、通过对话与疏导化解矛盾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一些群众无法得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的有效保护。当前在一些地方,很多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经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大部分问题的产生仅仅是因为群众无法有效快速地获取信息,社会情绪无法宣泄,官民对话缺位。因此,开辟新的官民对话渠道,保证它的畅通性,非常关键。防止群体性事件再次发生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去年(2008年)重庆市政府正是采取直接和民间面对面对话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出租车罢运事件。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不设前提地“把话说开,畅所欲言”。领导要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和责任去做疏导工作。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不能带着民警“壮胆”去见。另一方面,出面疏导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应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言行过激或与群众发生正面冲突。
三、理性客观地看待群体事件
少数领导干部存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就认为一定存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澜,这是不对的。政府不能武断下结论,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当真存在非法肇事者,要坚决依照法律惩办。但很多情况下,一些人只是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情绪反弹特别激烈而已。从现实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并非被所谓“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而是一些人基于“义愤”、“不满”、“不公”等情绪和心理自发聚集到一起。正如研究社会冲突问题的著名专家于峥嵘所指出的那样:参与所谓群体性“骚乱”的人群之中很多人其实与事件的本身根本没有一点利益瓜葛,既不是事件当事人的朋友也非当事人亲戚,大多数人甚至是临时加 入的。因此,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说,地方政府要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打通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要迅速采取积极行动,主政官员不但要及时将事态稳定下来,更要敢于直接面对群众。
四、信息公开才能止住“谣言”
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出现了问题就“怕”、“包”、“捂”,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可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往往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贵州瓮安事件如此,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同样如此。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必然助长“谣言”,不明真相的群众由此聚集起来,最终就有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如果政府官员在群众中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很可能出现情绪化、过激的行动。与瓮安、孟连事件不同,在重庆罢运事件中,政府的信息公开很及时也很到位。罢运事件在2008年11月3日7时左右爆发,当天下午4点半,重庆市政府便主动邀请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停运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此后,重庆市政府更是连续召开3次这样的新闻发布会。重庆市委书记***与“的哥”及市民代表的这次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大多数矛盾是在时间的迟滞当中发酵的,及时本身就意味着主动。正如“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在现场主持处置工作的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所言:“谣言止于真相。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的。”
五、动用警力须慎之又慎
综观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少数基层政府过度依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会不断制造矛盾,损害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好关系。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没事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很可能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隐患。国家有关部门前不久颁布实施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使用警力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这一规定直指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警民冲突的要害。只图简单省事,动不动就派公安武警出面处置,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相反更易导致矛盾激化,所以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动用警力须慎之又慎。
第二篇:申论最新热点
西南旱情
一、事件背景阐述
“河水断流、水井干涸、农田龟裂……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导致西南5省区市的旱情不断加重,其中云南、广西的部分地区的旱情已达到特大干旱等级,贵州省秋冬连旱,出现8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部分地区旱情甚至百年一遇……”
自2009年秋季以来,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遭遇特大旱灾,农作物绝收、饮用水奇缺,牵动了社会各方的心弦。严重龟裂的土地,温总理紧锁的双眉、沉重的语气,让我们无不为这一罕见的旱情所震撼。
1、受灾省区及各地灾情:
云南——最大粮仓130多天无降雨。全省已有超过800万人、486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最大粮仓陆良县125天无降雨。
贵州——84县230天滴雨未下。230余天无雨,84个县(市、区)沦为重度受灾。全省农作物受旱面积417.5万亩,153.3万人、75.6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广西——31万人靠送水度日。13个市77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782万人,饮水困难人口达219万人。
四川——稻田无水拟种烤烟。13个市(州)55个县(市区)616万人受灾,131万人饮水发生困难;水稻田拟改种耐旱烤烟,流了500年的泉眼干涸。
重庆——两江枯水大船难靠岸。34个区县出现旱情,农作物受旱270万亩,94万人出现饮水困难;低水位使大吨位船舶只能“蹲”在江心没法靠岸……
蔓延——湖南、甘肃未能幸免。湖南5个市(州)38个县(市区)近3700多个村民小组38万多人饮水困难;甘肃受旱面积达1628.3万亩,143.6万亩地下种困难,72万人饮水困难。
2、灾情成因:
(1)降水偏少蓄水不足系造成旱情主因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邱瑞田认为,降水偏少和蓄水不足造成南方旱情的主要原因。
今年降水量,南方五省严重偏枯,一些河道来水量不足常年平均的50%,部分河道少于九成,造成整个西南五省出现严重干旱。由于持续时间长,这个面积逐渐扩大到目前的状况。现在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几乎处于不饱和状态,蓄水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严重的供水不足。
(2)水资源利用率低。
南方水资源量非常充沛,但是它的河道属于峡谷型的河道,水资源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大致上我们水资源利用率在6%左右,这是相当低的,这和它的特殊地理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3)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天气晴好,持续高温。
在此影响下,副热带高压整体偏强,东亚季风携带的水汽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导致我国东部降水较多,北方降雪频繁。相反之下,我国西南地区是下沉气流占优势,常出现晴好少雨天气。
(4)冷空气时机没有掌握好。
大多数冷空气在北方开始偏东移动,直接从西南省市边缘“溜”过去。加上冷空气不够“强势”,翻不过秦岭,无法对盆地及其他地区造成影响。加之“水汽”条件不丰富,无法形成较好的降水。
(5)其他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外,也有专家认为这次西南严重旱情的成因不乏下列因素:
第一,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西南一些省份提倡种植橡胶林和桉树林,而这两种作物涵水能力较差,大面积种植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第二,西南的矿产、矿石资源丰富,但矿产大量开采,尤其石材的开发,对西南的保湿屏障破坏很大,缺乏地下水保持气候湿润,也使喀斯特地貌调节旱涝的功能受到破坏。
二、相关知识储备
1、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坚持走科学发展观道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型社会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文本。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可考虑的应对措施及思路
1、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先,保障人畜饮水安全。
优先解决群众饮水问题,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群众的生活用水。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饮水解困方案,落实供水措施。重点抓好现有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配,千方百计增加抗旱水源,加快应急水源工程建设。采取水库供水、应急调水、打井以及拉水等多种措施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
2、尊重自然规律,坚持科学发展。
正确认识自然灾害的成因及其危害,尊重自然规律,调整结构,推广抗旱技术,根据水源情况适时补种、改种农作物,力争做到小春损失大春补,粮食损失经济作物补,种植业损失养殖业补,农业损失非农业补,努力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3、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经济,加强基础水利设施建设。
大力加强水利设施建设,通过科学手段,因地制宜,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抓紧建设一批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和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从根本上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010江苏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一、背景链接
2009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表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重大举措,政府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与委员发出了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
2009年9月份召开的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呼之欲出。
二、财产申报制度
(一)财产申报概述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藏身,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财产申报的现状
关于财产申报,在我国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大多集中于科级以上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
(三)财产申报的障碍
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实施必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鉴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统一、标准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统,个人资信难以查实,反腐败工作缺乏坚强的技术支撑;二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财产申报和资金核查,必然会将大量腐败资金和非法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或馈赠亲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败分子在国
内无法藏身,必然想方设法外逃,势必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破坏法律的实施,损害社会的公正,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尚未实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京佳教育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第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对申报结果的监督和公开程度。增加二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
第三、增强惩处力度。是追究环节,根据检查结果,对于不如实申报收入,或瞒报、漏报、谎报者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次谎报者应免去其领导职务;四是信用记录环节,对于是否如实申报的情况应记录在案。建议各单位纪检监部门有必要对现任干部任职以来历次收入申报记录进行一次大检查,使检查结果进入干部信用档案(所以必须先建立干部信用档案),以供组织部门任免干部时参考。第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使得财产申报制度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在条件成熟之时出台已呼唤了十多年的《反腐败法》,并专设章节对于官员财产申报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沙尘暴
一、相关背景
20日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新一轮沙尘天气会接踵而至。而19日开始的沙尘天气肆虐一天后基本结束,据称,这是今年入春以来北方地区遭受的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沙尘天气过程。16个省份约2.7亿人遭受沙尘侵扰。
据悉,目前,已进入沙尘天气高发期。国家林业局要求各地采取切实措施,做好沙尘暴应急处置工作。各级应急人员要坚守岗位,随时掌握相关情况并及时报告;各地要做好灾前预报预防及沙尘暴发生中的应急处置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启动相应预案,并对可能发生沙尘暴的地区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妥善安置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将损失减到最低程度;必要时组织人员对灾情作详细调查。同时,还提醒人们在沙尘天气发生时,应尽量减少外出和户外活动,若需外出应戴好纱巾和口罩等防护用品;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沙地和废弃物,加固好易被大风吹落的搭建物。
二、沙尘暴概述
(一)沙尘暴概念
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沙尘物质吹起并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一百米的严重风沙天气现象。其中沙暴系指大风把大量沙粒吹入近地层所形成的挟沙风暴;尘暴则是大风把大量尘埃及其它细粒物质卷入高空所形成的风暴。
(二)沙尘暴的危害
1、危害人体健康。当人暴露于沙尘天气中时,含有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的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口、鼻、眼、耳中。这些含有大量有害物质的尘土若得不到及时清理将对这些器官造成损害或病菌以这些器官为侵入点,引发各种疾病。
2、生产生活受影响。沙尘暴天气携带的大量沙尘蔽日遮光,天气阴沉,造成太阳辐射减少,几小时到十几个小时恶劣的能见度,容易使人心情沉闷,工作学习效率降低。轻者可使大量牲畜患染呼吸道及肠胃疾病,严重时将导致大量“春乏”牲畜死亡、刮走农田沃土、种子和幼苗。沙尘暴还会使地表层土壤风蚀、沙漠化加剧,覆盖在植物叶面上厚厚的沙尘,影响正常的光合作用,造成作物减产。
3、生命财产损失。1993年5月5日,发生在甘肃省金昌市、武威市、武威市民勤县、白银市等地市的强沙尘暴天气,受灾农田253.55万亩,损失树木4.28万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36亿元,死亡50人,重伤153人。2000年4月12日,永昌、金昌、威武、民勤等地市强沙尘暴天气,据不完全统计仅金昌、威武两地市直接经济损失达1534万元。
4、影响交通安全(飞机、汽车等交通事故)。沙尘暴天气经常影响交通安全,造成飞机不能正常起飞或降落,使汽车、火车车厢玻璃破损、停运或脱轨。
(三)我国沙尘暴的现状
经统计,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至今已发生过20多次,并且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失愈来愈重。
(四)沙尘暴的成因
客观地讲,今年的沙尘天气和特大旱灾,与气候异常有直接关系。据气象专家称,沙尘天气主要是前期干旱少雨,天气变暖,气温回升,不稳定的热力条件形成大风或强风天气造成的。
但毋庸讳言,我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追求GDP的政绩观在一些地方根深蒂固,一些地方政府嘴上讲保护生态环境是惠及子孙万代的头等大事,但实际干的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断子孙后路”的蠢事;一些地方招商引资急功近利,不顾环境危害制定“土政策”允许上污染企业,为环境违法企业“保驾护航”,形成“老板赚钱、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恶性循环链。
三、相关对策
沙尘旱灾肆虐,是对人类警示,因此京佳教育认为当下我们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主动节能减排,防治污染,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此外,还要强化防灾减灾意识,加大政府投入、完善相关设施建设,做到未雨绸缪。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第一、恢复植被,加强防止风沙尘暴的生物防护体系。实行依法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防止土地沙化进一步扩大,尽可能减少沙尘源地。根据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制定防灾、抗灾、救灾规划,积极推广各种减灾技术,并建设一批示范工程,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进一步完善区域综合防御体系。
第二、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人为因素对土地的压力,保护好环境。
第三、加强沙尘暴的发生、危害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的科普宣传,使人们认识到所生活的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不仅加剧沙尘暴等自然灾害,还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人们要自觉地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
第四、政府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个干部能不能被提拔重用,不仅要看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能力和成绩,更要看他对环保治理的态度和效果。将环保成效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标准,对未按期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地方和部门,将坚决实行“一票否决”,环保“成绩单”将直接影响官员的选拔任用。以“环保成绩”选拔官员,让牺牲环境为代价捞个人政绩的投机者没了市场,能够促使更多的干部转变观念,务实作风,树立科学的为政思维,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好事。第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过度。由于交通不便等缘故,西部的生产方式还基本停留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放火烧山,导致地面植被覆盖率急剧下降;急于脱贫,一些老百姓靠挖甘草、搂发菜、开矿发财,这些行为都给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因此,必须发展集约型农业,提高单位面积粮食的产出,防止不断的毁林开荒行为。蚁族
一、名称由来
首先,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据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有25万个脑细胞,在所有的昆虫中,是最聪明的物种。蚂蚁的高智商能用来描绘该群体所具有的“高知”、“受过高等教育”等特点。其次,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此外,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蚂蚁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
此外,蚂蚁还有许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优点,而恰恰是这些优点,与该群体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蚂蚁永不言弃的精神:如果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还比如蚂蚁所具有的期待情怀:整个冬天蚂蚁都憧憬着夏天。在严冬中,蚂蚁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寒就要过去了,温暖舒适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即便是少有的冬日暖阳也会吸引蚂蚁们倾巢而出,在阳光下活动活动筋骨。一旦寒流袭来,它们立刻躲回温暖的巢穴等待下一个艳阳天的召唤。此外还有蚂蚁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特点,都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真实写照。
什么是蚁族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廉思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二、研究调查
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研究调查显示,每个城市的蚁族聚居的人群数量都相当惊人。与就业、教育相比,该人群的性危机凸显。作为80~90后,他们处于性活跃期,然而,蚁族婚姻状况与同居状况对比。未婚的人数占到被调查总体的93%,结婚的为7%,与异性同居的只有23%,这比农民工性危机还令人忧虑。
“蚁族”的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93%未婚人群中有恋人的人占51%,其中的23%的人选择了同居的生活方式,只有33%的人在最近一个月内有过性生活。就全国成年人而言,平均性生活频率是在每星期1次左右。然而该群体的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对比之下,“蚁族”在性需求方面难以得到满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如:自慰)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社会问题。
不论是“啃老族”,“月光族”,还是“蚁族”,它们指的是当前年轻人,特别是高校毕业刚步入社会不久的大学生们的几种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我且把它们统称“三族”。其实这些“三族”现象不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它在国外早已普遍存在。只是我国每年涌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数以百万计,每年流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年轻人成千上万。规模上外国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所以,在国外这个现象也就不显得那么突出了。
尽管如此,国外的“三族”现象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美国这个群体有个比较好听的名称--“youngworkers”(青年打工者)。美国的一家专业机构(Peter D.HartResearchAssociates)曾经对这个群体从1999年至2009年做过一项跟踪调查,调查涉及该群体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就业、收入、医疗保险、家庭生活等。
根据调查他们发表了一份报告,题目为“YoungWorkers--A Lost Decade”(青年打工者——迷失的十年)。报告显示青年打工者一族在走向社会、开始独立生活的道路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当然,报告调查的“青年打工者”与我们的“三族”不一定完全吻合,但是报告反映的情况与我们的“三族”,特别是类似“蚁族”年轻人面临的困惑和挑战是相似的。
三、生存现状
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
“蚁族”多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和餐饮服务等低层次、临时性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收入低且不稳定。
四、“蚁族”聚居处社会问题
与现实生活中“蚁族”的庞大数量相比,在社会关注度上,“蚁族”却是一个极少为人所知的群体。现在社会上经常出现的是以“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为主题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而有关“蚁族”的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都寥寥无几。在外来流动人口成为新闻媒体和文学作品(特别是打工文学)关注的主题,同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和焦点时,“蚁族”却埋没于“青年农民工”、“流动人口”、“校漂族”等字眼之下,他们既没有纳入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很少出现在学者、新闻记者的视野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被漠视和淡忘的群体!这是一个少有人关注和同情的群体!
“蚁族”在主流话语中的缺失,并不代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重要!
2010年,“蚁族”的主要聚居区——北京市唐家岭村面临拆迁。大约5万唐家岭租客不得不另觅他处。
五、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大城市就业。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蚁族”的数量在未来几年内必将急剧增加。因此,尽管“蚁族”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日益显现的“蚁族”现象应当
引起社会的充分关注和重视。
执著未来憧憬明天
六、解决对策
第一,建立公平合理的农民工报酬、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机制。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作用的基本定位,我们必须公平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合理的农民工工资报酬制度,建立规范有序的就业制度、平等的人力资本投入制度和开放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工合理分享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不断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和基本渠道。
第二,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户籍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尽快采取行动,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在为城市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奖励型入户、购买城市房屋的投资型入户等制度的基础上,把在本市居住多少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入户的制度也纳入进来,直至条件成熟时,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和地域划分。
第三,为新生代农民工制定相应的住房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摆脱漂移不定的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客观地说,在现有户籍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全部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假如农民工可购买经济适用房,将很快吸引很多农民工进城入住直至城市不堪重负。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从长远看,应综合考虑集体农村土地制度下农民工进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
第四,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政策服务体系。
以市场载体、职业介绍、劳动力培训为重点,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服务水平,形成覆盖市、县、乡的职业介绍体系;引导和发展民间培训机构,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行为;进一步完善劳动事务代理等“一站式”服务,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就业服务;加大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力度,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第五,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稳定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需求,促进就业的关键是提高其就业能力,而素质和技能培训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要一环。当前,首先要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培训考核及资金监管办法,规范农民工技能培训。其次,加大资金投入,足额保证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设立专项资金,整合培训资源,改善劳动力技能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提高培训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
一、名称由来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1]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特征概述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
据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09年第二季度,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873元,只交回老家232元,即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
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三、面临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与第一代农民工区别
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本报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民工招聘会”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
“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王玉明今年23岁,初中毕业,一家招工单位对他有意向,但因为单位地处偏僻,上网、外出都不方便,他一口回绝。
“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我原来那家单位管吃管住,但早晨馒头、咸菜加白开水;
中午一年到头都是炒白菜,这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一家企业招工负责人曾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
五、歧视与城市融入
“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其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着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公。
六、心态问题
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
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七、培训与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更期待未来的发展,大多数人有着自己创业的梦想,对未来的渴望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对未来的人生轨道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往往因为喜欢享受,总是离自己的预期目标很远。
与第一代农民工求生存为主不同,学技术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56.9%的第二代农民工认为打工是为了多挣钱,但也有高达62.6%的人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由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很多人认为看电视、看报纸都只是较低层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调查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
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第二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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