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检察引导侦查新型关系改革思考做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推进司法改革，进一步体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在这几年的检察改革中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刑事检察工作中积极推行检察引导侦查的工作机制。各级检察机关逐步在办案实践中总结、摸索新的工作方法，即鉴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目的的一致性，双方应该在共同追诉刑事犯罪的前提下加强证据收集上的配合，形成合力，从

而在侦监、公诉工作中广泛开展检察引导侦查工作，并在刑事追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当前的工作实践中，其具体作法是：

①是检警双方定期与不定期地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提高办案水平和证据意识，协调解决刑事诉讼中出现的问题。即与公安机关的各个办案具体部门如刑警大队、经侦大队、派出所及法制办公室召开联席会议，就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复杂、疑难的个案进行讨论和研究，交流意见和看法，妥善解决分歧，统一思想认识，达成共识，从而建立与侦查机关的良好、合理关系，另外，就某些案件在庭审中辨护方的意见及法院裁判的意见从法理到司法实践作出分析说明，并点评承办部门在办案中的成功作法或者尚需改进之处，从而引导侦查人员以庭审要求正确对待办案中证据收集工作，更好地辅助检察机关共同顺利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

②重视大要案的亲赴现场，强调对犯罪实况的亲历性与直观性，并适时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目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已经从象征性地莅临作案现场及参与重大案件讨论发展到共同参与勘查犯罪现场和引导侦查人员调查取证的方面。凡辖区内发生的杀人、伤害致死、重大抢劫、投毒、放火、爆炸、劫持绑架人质、重特大恶性事故等案件，案发后，公安机关均及时通知检察机关出席现场，检察机关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案情，参与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帮助分析案情，研究侦查方向，完善侦查方案，从起诉与审判角度，指导侦查人员收集、固定各种证据。

③通过制作补充侦查提纲及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督导侦查机关完善证据体系，进一步引导其侦查取证工作。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侦查机关犯罪证据收集不及时、准确、完整，将难以达到指控犯罪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因就案件的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实践中，除了通过提前介入，及时审查案件材料，分析判断证据以外，就必需加强与改进上述“两书”的制作，即立足于起诉和审判对证据的要求，详细罗列并阐释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必须继续查证的犯罪事实及证据，同时就补侦的每一个项目分析论证其侦查目的、侦查方向、证据的规格及其标准，以利于侦查机关及时补充、完善证据体系，引导侦查机关完成侦查阶段的查证工作。采用文字阐述及说明，强化针对性、说理性，不仅将引导侦查落实在了实处并有利于个案的刑事追诉，而且也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进一步规范调查取证工作，使检警真正从根本上形成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合力，从而彰显出检察引导侦查的目标与价值，突出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

通过上述作法，检察机关提高了办案的质量与效率，并加强了诉讼监督，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检察引导侦查的工作实践也为调整检警关系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根据我国的国情及司法现实状况，并考虑到历史传统，新型检警关系应当实行检察指导侦查取证的模式，同时强化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形成检察官控制侦查及指导刑事警察取证的类型。其主要特点在于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活动的一体化、集约化，而不是检察机关替代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与公安局合二为一，其最大的积极意义是在确立检察机关诉前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兼顾扬长避短，因而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即一方面利用侦查机关的专业能力及刑侦技术，就查找犯罪线索、调查事实真象及追踪犯罪嫌疑人、抓捕罪犯以及审讯羁押发挥其长处，而由公安机关内部负责指挥与管理，检察机关仅保留随时知悉权及一般法律监督权，此外诸如政治保卫、治安防范及行政管理与处罚等，由于其与刑事诉讼并无直接关系，应当完全由行政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但另一方面，对于在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整个过程中，证据的甄别、分析和补充、固定以及强化与完善，构筑证据体系，形成强大的证明效力等则发挥检察官的长处，均以检察官的指示为依归，刑事警察的查证工作成为检察官审查起诉工作的一部分，从而使检察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活动有了充分的保障。这样，检警双方既各自职责分明、特色突出，又能遵循刑事诉讼规律，始终围绕着起诉与审判服务，同时，检警关系也就突破了以往是两道工序的鸿沟，形成了由检警各自优势构成的合力，双方聚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控方整体，有利于共同来完成刑事诉讼任务。因此，这种模式不失为是我国当前打击刑事犯罪及保障人权的一种最佳组合，也是体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宗旨，更好地为“平安江苏”、“法制苏州”建设服务的有力措施。

因此，探索、尝试新型检警关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还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完善。为了保障及规范新型检警关系机制的正常运作，笔者认为，应相应地确立下列措施：

1、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知悉权。即公安机关一经受理案件就必须同时向检察机关报送相关材料备案，具体来说就是公安机关就本辖区内重大

治安事件、刑事发案情况以及侦破案件概况通过内部网络及时向检察机关公开，公安机关已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则应书面通知检察机关备案待查。检察机关就辖区内的违法犯罪情况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结合社情民意及群众的申诉控告，列出工作重点，根据案件性质或者所属地域指派主诉检察官负责，再由主诉检察官具体组织人员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全程监督与侦查指导。

2、确立检察官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并且具有随时调阅案件卷宗的权利，即规定主诉检察官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亲自或者指派事务检察官参与查勘、检验犯罪现场、询问有关证人、扣押物证、书证等侦查活动以及组织侦查人员对所办刑事案件的讨论，同时也有权随时调阅侦查卷宗，以审查侦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就所收集的证据提出进一步开展侦查取证的指示，公安机关应予接受和采纳。

3、明确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的取证活动中处于主诉检察官的辅助地位。即主诉检察官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就有关案件侦查进展情况进行报告，可以亲临审讯现场，听取侦查人员的讯问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侦查人员对主诉检察官就固定新的证据或者进一步收集罪证等取证工作的指示必须服从，必要时，主诉检察官还可要求其出庭作证，以直接言词证据的形式提供给法庭，并让其接受询问和控辨双方的质证，以加强证据的证明效力。

4、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处分权以及调查取证裁撤权，并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即对执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径收集证据的刑事警察，具有可以提出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同时对于刑事警察在侦查取证工作中无正当理由不听从主诉检察官指示、拖延懈怠、久侦不结或者擅作主张、贻误时机等行为，主诉检察官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负责人撤换侦查人员，造成一定后果的则有权直接提请主管部门予以惩戒，以保障主诉检察官对侦查取证的主导地位及其应有的权威。

5、建立刑事案件撤案备案制度。除了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备案审查之外，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决定撤销立案侦查的案件也应建立备案审查制度，特别是对于检察机关已派员参与侦查及指示取证的案件，更应开展严格的审查，如发现公安机关撤案理由不充分的情形，则有权通知公安机关继续侦查，并对有关侦查人员收集、补充罪证作出具体的指示，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不得拒绝或拖延。此外，要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权威，强化<<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即规定上述两份检察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具有法律强制力，公安机关接到后，必须限期做出处理意见，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如有违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其不利后果。

第二篇：对检察改革的思考

对检察改革的思考

内容摘要：检察改革应当是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检察机关在面对社会舆论批评时，检察改革更应冷静、沉着，在浮燥之下实施的改革，往往导致的检察工作成本不断增加，改革的效果却不能缩水。

关键词：检察改革思考

对检察制度科学、合理的改革是民主和法治推进，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日趋提高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检察制度滞后，并不断提高司法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对现存检察制度进行改进和革新，旨在通过合理、科学的扬弃，保存现有制度合理的因素，抛弃不合理因素，引进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因素，使制度在贴近现实的基础上，为时代更好服务，让我国检察制度充满生机与活力，不断走向完善与健全。当前的检察制度改革应当紧扣“检察工作怎样科学发展”这一命题，围绕建设公正、廉洁、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笔者结合具体司法实务就当前检察改革谈一些不成熟观点，抛砖引玉，以期斧正：

一、当前检察改革从四个方面进行

近年来，检察改革内容丰富、成果丰硕，对这些改革成果进行分类，检察改革主要围绕四个方面推进。

（一）政治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这是检察改革的前提和背景。政体服务于国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一个科学命题。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为国家的阶级统治服务。因此，检察改革在宏观上必须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强有领导，微观上要保证检察权运行中，党的领导不被削弱，确保检察权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来，始终遵循这一基本原则推进改革，确保检察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关系政法工作的成败。” 通过检察改革坚定干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干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自觉增强建设、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性、坚定性。

（二）使命方面，充分行使好法律监督权，确保监督力度。《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是法律监督权，其内涵是要求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所辖之处，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这是检察机关的政治使命，也是检察机关存在的价值基础。从现行检察制度改革的意义和规模看，使命方向的改革是重中之重。通过检察改革，不断提升监督能力，加大监督的力度，确保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监督在横向和纵向上得到拓展，最大限度将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使到位。通过改革找准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落实好“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在使命方向的改革主要从两点进行：一是完善，即针对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司法理念和体制、机制进行改进；二是创新，即针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缺失，从司法层面进行大胆的探索。着力增强法律监督能力，便于检察机关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更好的担负起维护公平、正义的重任。

（三）质量方面，确保检察权的公信力。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就可能被滥用，从而导致公信力的丧失。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组织保证”的基本要求，切实加大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改革、建设，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对检察权 1

运行加大事前监督、防范力度，防止检察权因人的异化而越轨，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确保严格、公正、廉洁、文明执法。近年推出的不诉、不捕备案制，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等制度，就是从检察权最为敏感、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入手采取的一系列内部监督措施，其实质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权高质量行使，切实增强公信力。

（四）程序方面，确保检察权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行。现代司法提出，不但观注结果，更要观注过程。不但要结果的公正，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的结果，这是对司法活动规律不断深入认识的结果。虽然程序的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一定公正，但是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实体不公正。在一个看得见的公正程序下即使存在不公正的实体，随着人们的理性思维提高，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逐步缩小。由于权力是最容易引起暇想的空间，在一个不公正程序下产生的实体，谁也无法感受和评价他是否公正。因此在程序方向透明度上进行的改革，是检察权质量和公信力的保证。这方面的改革有检务公开，不捕、不诉说理制，人民监督员制度等。

观检察改革的四个方面，互为一体，政治方面是前提，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使命方面是落脚点，是检察机关存在的价值基础，质量方面与程序方面是两翼，起着保障和保证作用。保障是为法律监督的力度服务，保证是防止权力异化、越轨，为监督质量服务。

二、当前检察改革中存在的不合理及消极因素

（一）检察改革存在被动、滞后现象。随着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提高，思考问题能力增强；科技发展，互联网使用，媒体监督力度加大。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一旦检察权运行存在问题，批评的声音随后就会跟上。这种批评既包含着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关注和喝护，也包含着对检察权如何进行有效监督的期望和质疑。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对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以及进行有效监督的广泛关注，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检察改革的动力和源泉，也正源于此，检察改革往往是在一种被动状态下推进。为了尽快释放舆论压力，有的改革显得仓促，思考不够深入，导致个别改革举措的出台缺乏前瞻性，可持续性，存在痛头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甚至被理解为为应对舆论呼声的暂时性措施。如针对捕后不诉率过高，推出不诉率限制措施，是在对不诉原因调研欠深的状况下进行的改革。依法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依法终止诉讼程序的决定权。从司法实践看，捕后不诉的原因是多元的：有法律的变迁，旧法入罪，新法出罪，按从新兼从轻的原则不诉；有批捕时从宽条件不具备，捕后当事人受到教育，积极履行应尽的义务，取得受害人谅解，从宽的条件具备，从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依法兑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不诉。在原因未找准，片面理解数据反映的内容，匆匆推出措施，会及大制约改革效果。导致某些改革，虽然缓解了社会舆论压力，但无助问题的解决，还让工作变得被动，进一步给舆论留下暇想空间。

（二）部分改革成本加大，效果缩水。笔者是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负责人，深刻感受，每一次涉及侦查监督的改革，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有的改革出现 “成本加大，效果缩水”。从高检院公布的有关办案业务工作数据显示，基层检察院承担80%工作量，基层检察院大都为办案所困，疲于办案，另一方面还有办案之外大量工作等待开展。就以侦监科为例：需要开展立案监督、介入引导侦查、增捕漏犯、监督侦查活是否违法等，还要准备目标考核和规范化建设资料，办案

之外的工作名目繁多。而基层检察院因人员断档，在业务部门工作的人员是精简再精简。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短缺，人员补增困难，甚至为兼故其它工作还要进行精简；另一方面是工作量不断膨胀，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这导致改革的效果不断缩水。缩水因素有二：一是无法顾及办案之外工作，好的工作措施难以执行到位，取得好的效果；二是一些不成熟的改革措施又增加无谓工作量，进一步加剧基层院工作质和量之间的矛盾。如近期推出的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改革，该制度在设计上，没有为下级侦监部门设计审查时间，要求下级侦监部门提前介入和报送前进行审查，下级侦监部门审查意见与侦查部门的提捕书同步报送，明显悖逆诉讼的发展规律。运作的结果是侦监部门的审查意见书粗糙，不能为上级的审查批捕发挥基础性作用，工作量增加，效果缩水。

（三）部分改革虽然牺牲了效率，但公信力并未上去。办案质量是检察工作生命线，而公正和效率则是检验办案质量的两条主线，公正是办案质量的本质属性，是公信力的保证；效率是办案质量的时效要求，确保公正得到及时实现。公正是要将真象弄清，必然需要时间，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往往表现为排斥。但是公正是第一位的，不能以追求效率，牺牲公正。失去公正，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检察权存在的价值基础会受动摇。效率必须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是公正的效率。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时，往往采取牺牲效率保证公正。在检察改革中，应当说也秉承这一原则。在一些改革中，虽然加入了繁琐的程序，以牺牲效率保证公正，但实质效果并不佳。以人民监督制度为例，这一制度是为应对舆论和专家质疑自侦案件检察机关“一揽包干”，解决谁来监督问题推出，是为提高公正的公信力。暂不论该制度运行实际效果，单从今年又推出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就说明以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应对舆论和专家质疑谁来监督自侦案件的问题不是很成功，仍然没能消除人民群众对自侦案件检察机关“单干”，导致监督可能会处于真空状况产生的顾虑。再拿自侦案件中，查处一定级别的干部要向同级党委汇报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本是要在党委领导下，加大反腐力度，可在一把手信念动摇，服务意识减退的地方。却出现腐败越来越深刻，人民要求越来越强烈，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可是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却难有作为的怪现象。这项制度设计是以权力约束权力，在看到权力积极的一面时，忽视了权力消极的一面，导致一个权力独大后，增加其走向对立面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本加大，效果不佳。

三、如何提高检察机关改革的质量

要想提高检察改革的质量，就得从宏观上明确检察改革的目的，从深层次的原因着手，结合人民群众对民主和法治意识的认知度，循序渐进推进检察改革。改革要在《宪法》原则下进行，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扬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在党强有力领导下，法律监督力度大，监督质量高，自身清正廉洁，群众公信度好的检察机关。在检察改革上，应注意四点：

1、既要把握好改革的政治方向，又要防止权力临驾法律之上。党的领导是检察改革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一切改革都是在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机关领导下进行，离开这一原则，改革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也要防止变异权力利用检察机关临驾法律之上。近年来，出现了重庆“彭水诗案”、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白宫书记案”等一系地方党委书记利用领导权指使检察机关打击异已，办错案，甚至有意的办冤案，虽最终在舆论压力、高层观注下得以纠正（虽然说是少数，可能存在以偏概全）。但权力扩张、滥用的结果让人胆战心惊。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对一些不合理制度进行再审视，让其变得更加合理。在检察机关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上，既要看到该制度积极的一面，对潜在消极性也不能忽视。在该制度的设计上，应当全面考虑，在确定地方党委对检察机关的领导权实现下，又要对领导权划出鸿沟；既保证党的领导权到位，也要防止变异的领导权越位。建立的是在党的原则下，法律范围内的服从体制，而不是屈于权力的盲从体制。防止权力在一个地方翻来覆去越轨侵权，这不仅是为了保障人民利益至上的实现，也是对权力行使者的保护。

2、正确面对舆论，冷静进行改革。

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不断完善的制度。因此，面对社会舆论质疑检察机关存在的问题，既要重视，也要正视。在针对问题进行改革时，要冷静，防止面对舆论急燥，在调研不深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应当深刻分析原因，在分析问题透，找到的问题准的前提下，系统的、有深度的进行改革。要坚决防止今天改革，明天推倒的现象发生。事实上检察机关存在的一些问题，关键不在检察机关，而是体制不完善，立法瑕疵所至。这种情况下，通过检察机关小改革，无济问题解决，其结果是工作量无谓增加。如当前人民群众对判决不公反应比较强烈，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又极为乏力。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检察机关不监督，而是立法瑕疵导致无法监督。《刑法》规定量刑幅度过大，量刑情节过于模糊，连审判机关都认为准确量刑是司法上的“歌德巴赫猜想”，系统内都难于把握。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作为从体系外进行监督的检察机关，怎么开展有力的监督，需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必须是以“法”服人。因此当立法一旦完善，可操作性增强，监督的力度会得到及大的改善。

3、将改革后的办案成本列入改革方案的评价指标之一，考虑改革后干警工作的量与工作精力相适应。现行的改革是，每一次改革的推出，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改革在设计上，将干警的精力建立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模式上。这种只观注“物”，而忽视“人”的改革，与唯物主义是相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出的改革，当干警精力无法胜任时，改革设计的制度只能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无法落实到行动上，改革就会变成文字游戏。实质上，越繁琐的程序未必就是越好的改革方案。以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改革和张居正新政为例：王安石方案精致，但繁琐；张居正方案粗糙，但简单。而结果是张居正成功，王安石失败。有学者分析，原因就在于过于精致必然难于执行，环节多必然难于监督。这就如越精密的仪器越易出故障。

4、要在程序透明度的改革上下真功夫。透明度是防腐良方，也是提高检察权公信力最有力的载体。透明度可以有效破解人们对检察权片面暇想的空间，树立将问题都拿入透明程序解决的轨道意识。虽然现行体制以及检察工作的特点，完全透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权力合理配置，实现透明度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如在不能透明的环节，弱化权力配置，在透明度高的环节，赋予较大权力，实现透明度与权力成正比。

检察改革任重道远，既要吸取西方司法体制中合理元素，又要防止不加甄别的吸收导致被西方司法体制俘虏。在东、西文化的冲撞、激荡中，通过改革，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检察制度，这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挑战。探索道路必然曲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1、《宪法》

2、《最高人民检察院十年改革纲要》

第三篇：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 教学目的：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历来是引人注目的对关系，其发展不但关乎两国人民的福利，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也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通过教学让学生充分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与内涵。

课程内容：

1、中美关系40年的历程与经验总结。

2、“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在何处。

4、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也是20年来中美同时进行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同时还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局之年。随着美国大选的最终落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正以新的气象迈向新时期。

然而，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就意味着，此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模糊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化，即，尽管美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一旦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有义务协防日本。这一政策宣誓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走向更加复杂化。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政治意愿。

一、“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0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41年，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备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4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一直以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这一概念和过去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此前“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提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从根本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美关系“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特征的理解和对“中美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验的把握。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

前的。

回忆

1949—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前，对抗，恶化，无外交关系；小球转动大球” 1971年7月—78年12月，尼克松破冰，历任福特，到卡特才正常化； 79年—89年，蜜月期，基于联合抗苏，政治经济军事比较快；

89年—01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

01年—09年，发展的黄金时期，天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01年底加入世贸，每三年翻番； 地利：9.11事件，美国布什聚焦反恐； 人和：睦邻，富邻，周边和平，安详。

2001年GDP1.5万亿，占美国的13%，世界第六； 2011年GDP7.8万亿，占美国的48%，世界第二；

（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接近5000亿美元。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大约90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累计实现会晤13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繁。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报告，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1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对中美关系41年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大国关系。借用郑必坚先生的话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之深厚，合作领域之广泛从未有过；两国关系之复杂、之难办，两国摩擦之多从未有过；两国关系发展余地之大，前景之广阔从未有过。归根到底一点，美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相互需要而又有种种矛盾摩擦的奇特局面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挑战，但同时又是机遇。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为中美两国摸索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路来。过去41年，中美两国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的先例，为新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一理念的顺势推出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二、“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既是对过去41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验的总结，也同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2009年1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在中美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战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2009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一度认为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中美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见**。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1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仔细研读克林顿的上述言论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此前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双方共同决定在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习近平同志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戴秉国、刘延东同志也分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具体阐释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IMF-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去41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感觉，形成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建设性合作的对美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是试图进一步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四、“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双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依存又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美国也不会寻求遏制中国。再次，中美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一步步走出来”，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小布什支持申奥）

第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同志同奥巴马总统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同志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首脑热线、国防热线。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2012年2月，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国防部长梁光烈同志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近年来，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地方交流迸发出巨大能量。两轮下来，已有来自中国浙江、湖南、北京、辽宁、安徽、江西、山东、云南、江苏、内蒙古、湖北、河北、福建、贵州、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美国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关岛、夏威夷州、北卡罗来纳州、北马里亚纳群岛